财讯：国共两次庐山谈判有多激烈？

本篇文章3801字，读完约10分钟

西安事变和平处理后，围绕如何实现国共合作的共同抗日，国共两党于1937年在西安、杭州、庐山和南京进行了5次重要谈判，最终于9月实现了第二次国共合作。 其中两次庐山谈判是指国共两党于1937年6月上旬和7月中旬在庐山进行的关于国共合作的两次谈判。 这些是1937年2月上旬至3月中旬西安谈判、1937年3月下旬杭州谈判的继续，也是1937年8月南京谈判的基础，是西安事变后国共多重谈判的重要组成部分。 庐山第一次谈判是从1937年6月4日到15日。 周恩来中国共产党代表于6月4日到达庐山 第二次庐山谈判于7月13日至18日，13日代表周恩来、博古、林伯渠到达庐山。 图中自左向右周恩来、博古、林伯渠庐山照片庐山谈判的第一成果是国共两次庐山谈判，复印件丰富，交战激烈，互有进退。 谈判在整体态势上，蒋介石处于很强的“自主”地位，双方在一般意义上不是完全平等的谈判，但庐山谈判依然取得了重要成果，比以往的谈判更进一步。 首先，谈判体现了国共合作抗战的民族大义和正确方向。 谈判是斗争和妥协两方面的艺术 这种优势在庐山谈判中也同样鲜明 中国共产党对蒋介石的许多限制进行了争论反驳，表示接受蒋介石提出的联合革命同盟会条件和蒋介石的最后决定权，承认国民党事实上的指导地位，根据南京政府的要求进行改编。 同样，蒋介石提出了共产党的苛刻条件，对共产党的要求也不满，另一方面，做出了一些让步，日记中也出现了“虽然非常盛行收集共军愤怒，但因为可以忍受，所以还不听话”等记述。 从谈判过程来看，双方交战反映了两党对现实政治的考虑，但更明显的是合作抗日的民族大义，民族大义从头到尾主导庐山谈判，成为双方让步、谈判取得成果的根本原因。 其次，以两党的合作形式达成协议，保存了中国共产党的名称。 庐山谈判前的1937年5月29日，蒋介石计划取消共产党名称。 “关于共同问题，如果要公开的话就应该取消党名”。 5月31日，他设想在庐山“研究对共战略”、“组织国民革命联合会”，作为国共合作的最高组织形式，向共产党宣誓三民主义，国共要求“各自先取消原来的党籍，重新填充合同、誓约书”，并 在庐山的第一次谈判中，他把这个方案告诉了周恩来。 周即发电延安，中国共产党中央认真权衡后，做出让步，大体同意，提出中国共产党的5人名单和希望作为联合会和两党合作的“政治基础”的共同纲领。 蒋介石在第二次庐山谈判中，关于中国共产党提出的同盟会纲领“承允讨论”，最终放弃了联合同盟会的计划，共产党名称的最初设想没有实现。 在9月国民党正式发表国共合作宣言之前，中国共产党获得了完全合法的地位。 第三，明确了红军的改编和管区政府的构成等问题。 关于红军的改编，1937年春西安谈判时，双方差别非常大:中国共产党要求编制12个师，10万人以上。 国民党建议编成两个师，1.5万人。 在庐山的最初谈判中，共产党提议编成4个师，蒋介石同意红军编成3个师，编成12个团，编成4.5万人。 虽然少了一个师，但和中国共产党要求的12个团基本一致。 这是因为得到了中国共产党的同意。 关于边区政府，双方也达成了成立边区政府的共识，政府的正职由南京政府从中国共产党推荐的国民党方面的人中选择，副职由中国共产党推荐。 红军编制数量和边区政府的成立是庐山谈判进一步确认的两个重要问题，表明国民党承认中国共产党军和边区政府的合法地位。 学者杨奎松表示，第二次庐山谈判结束不到10天，蒋介石表示:“电催共产党人将按照庐山的话在10天内完成改编，南京将明确公布3个师的号码，以及各师团长和政治主任的名单。” 第四，蒋介石放弃了朱德、毛泽东要求出国的建议。 根据蒋介石6月上旬的预案，实现了国共合作，说“共产党应该主要在军区或出国”，确定了出国朱德、毛泽东。 这个要求被周恩来的严厉言辞拒绝了 蒋暂时没有接受周的意见，6月17日希望“毛泽东出洋”，但最终放弃了原案，改为朱德、毛泽东“必须出去工作”。 周恩来在红军改编后设立的政训处的主官发表“朱正鹏副”(朱德为正，彭德怀为副主官)的意见后，蒋不同意，但在7月17日的谈判中，主任提到周恩来或林伯渠负责，最后毛泽东可以担任副主任 这表明蒋介石没有像杨虎城那样处理朱、毛的构想成功，在要求朱、毛出洋包括南方各游击区领导人离开方面做出了让步。 这些，对中国共产党来说，其意义不大。 第五，蒋介石为谈判默认的对共严格方针也几乎没能执行。 5月末，蒋介石日记中记载了他的“对共方针”，除了上述组织同盟会以外，“甲，经济广泛。 乙、政治回丙、军事严格规定限制。 丁，主张绝对不能让步。 戊戌，行动必须一致。 自己、区域和军官也可以只实施监察。 庚，不要联合各党各派的主张。 辛，不可普及壬，改党名，誓三民主义。 癸，领导的权利责任 蒋于6月5日在日记中说:“一、对共警告:甲，不要说没必要做的事，不要说做不到的事。 乙，绝对与服从一致，不可随便普及 哈，不要做任何活动和组织。 丁，对第三国际的限制 二、国民革命同盟会的组织 三、对倭的攻守 四、切断各党各派的联系 这些证明，蒋介石在谈判前对中国共产党的方针非常严格，经济慷慨，除此之外，还意图在政治、军事、共产主义国家和各党派的关系上，严格限制中国共产党。 但是，在谈判中，所有这些方面都有所松懈。 因此，日记中也出现了“与恩来谈谈，处理共和党问题”的有趣记述，但研究了共和党条件后发现“费心神不亚于去年对倭寇和粤桂发动叛乱的情景”。 另外，一方面说“应该严格规定共和党的条件”，另一方面对共和党认为“降低目标，重视实际”。 一边说不能让步中国共产党的主张，一边说“中国共产党的输法也是可以接受的”。 这些反映了蒋介石谈判时的真实感受。 第六，蒋介石同意释放被拘留的共产党员。 在庐山谈判中，蒋介石对周恩来说:“狱共党可以从国家方面分割释放。” 蒋还同意共产党代表出席国民大会，出席国防会议，破坏国共合作，处理共产党和有困难者等问题。 除此之外，他还明确表示将尽快释放被拘留的沈默儒等七君子，蒋于6月17日同意“应该尽快应对沈默儒的处置”。 蒋介石1937年7月17日在庐山发表的《抗战宣言》争论最激烈、无法处理的问题庐山谈判未能处理的重要问题是红军是否改编成立总指挥机关和是否正式发表国共合作宣言。 其中，发表合作宣言只是时间问题，但成立红军总指挥机关是庐山谈判两次勾结，争论最激烈、无法处理的问题。 是否成立红军指挥机关实质上决定了红军的指挥权，因为这是庐山谈判的核心问题。 庐山谈判前的3月上旬，蒋介石对红军制定了“只能组建其部队，不允许设立军部和总司令部”的方针。 中共的大致角度是，反复“红军设某路军总司令部”，最让步地设“总司令部”。 在第一次庐山谈判中，周恩来对此进行了充分的阐述。 但是蒋介石坚决不让步。 在6月8、9日的日记中记载着“共产党打算在总机关设立收集部队，但这是绝对不允许的”“共和党设立军事总机关，余严拒绝了”，重组红军后，只设立政训所，要求朱德离开红军。 对此，周恩来确定不能同意，重新设立总司令部或总司令部，在与宋子文、宋美龄等的会谈中，反复陈述以政治名义管理军队是不合适的，红军改编后的师以上统帅机关给予军事名义，通过他们与蒋介石 离开庐山回到延安后，周恩来还与国民党方面进行了多次协商。 6月22日，周恩来在延安分别给蒋介石、宋美龄、顾祝同、张冲等打电话，重申中国共产党中央的意见，指出红军改编后3个师团上没有指挥机关和主持人，“实际上不能改编”，特别是朱德的去留影响极大 26日，顾祝同向周恩来电转达了蒋介石的意见，指出难以同意中国共产党的意见，要求体会其境遇的痛苦，没有必要在意这个“琐碎的小枝节”。 29日，南京政府只好再次给延安发电，再次设立政训所。 事实上，红军的指挥权不是“琐碎的小枝节”而是一个大问题，蒋介石这样重复，证明这个问题极为重要。 因此，成立红军指挥机关继续成为第二次庐山谈判的重点。 这时卢沟桥事件已经发生，国共合作更加紧迫，蒋介石不仅不让步，而且红军改编后，各师表示必须直隶行营，政治机关只是联系，与6月庐山谈判时的意见是“出入非常大 周恩来当然不满，说蒋介石很难做到这一点，怕妨碍以后的各项事情进行，提出华北炮火越来越浓，“寇深祸至，抗战前线采用了改编的红军，不远。 总结训练的话，没有计划和照顾任何困难的统率机构。 蒋坚不让步前，中国共产党提出7月17日从大局出发，红军改编后，平时可以设置政训所指挥，朱德、彭德怀为正副主任，但战时不设指挥部，不能提高资金统率。 但是这些使蒋改变不了主意，第二次庐山谈判匆匆结束了。 到8月为止，由于日军进攻形势严峻，蒋接受中国共产党的主张，红军指挥机关、军队序列、统帅人选等得到了圆满处理。 庐山抗战纪念碑国共庐山谈判是西安事变后双方一系列谈判曲折推进的重要环节，最终达成协议，没有完成合作，但有重要的阶段性成果，谈判最终成功，第二次国共合作最终实现的必要步骤和 中国共产党中央对庐山谈判非常肯定，在第一次谈判后进行了“国共合作逐渐明确”的评价，说“党中同志非常感兴趣”。 1941年，国民党谈判代表张冲病死时，周恩来发表了感情深厚的文案，谈及庐山谈判的功绩:一登摩干、二至庐、“两党更接近，合作之局”。 庐山谈判在国共第二次合作史和民族抗战史中无疑具有重要的地位。 阅读原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