财讯:何欢欢︱“放下屠刀立地成佛”:至恶与至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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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说:“即使是恶,最终也要为了至善而在空之间空出”,现在的荷兰雷顿大学佛学教授司空竺( jonathan a. silk )著《印度佛教中的善与恶》 这篇论文的原题《goodandevilinindianbuddhism:the five sins of immediatere tribution》刊登在顶尖学术期刊《印度哲学》( journal of indian philosophy )上 2019年初,浙江大学哲学系大二读的上官嘉琪翻译了这篇文章,并在浙江大学佛教资源和研究中心lunch talk发表了汉译和评论的口头报告。 “一切都是无常的,即使到了邪恶,最终也要为了至善而在空之间空出。 这句话是司空竺教授撰长文“印度佛教中的善与恶:现报的五逆罪”的结语,原英语是“nothing lasts forever,and even the worst evil will”。 in the end .”这种充满西方哲学思辨味道的英语,换成通俗的中文就是“放下屠刀成佛”。 司空竺:“印度佛教中的善与恶:现报的五逆罪”是从“屠”到“佛”生动深刻的过程,凝聚了现代学界常说的“佛教中国化”或“佛教汉化”的历史。 把“屠”变成“佛”是最不可思议的弹指刹那,包括跳出轮回、开悟的非常微妙的法门。 首先想到的可能只是兴趣的偶然。 佛教传入汉地时,梵语“buddha”最初被记载为“浮屠”,但很快发现“屠”的屠宰意思违背了“不杀生”的基本理念。 “人如其名”有可能带来不和谐、讽刺的心理反应和社会意识,因此“浮屠”被《后汉纪孝明皇帝纪》和《后汉书楚王英传》等古书(季屠)所取代。 季足林:“再谈浮火和佛”印度佛教中最有名的屠夫是“中央掘魔罗”(意译“指鬘”)。 中央堀魔罗出生于古代印度武士阶级(刹那帝利种姓),从小就在婆罗洲学习,但不能被师母诱惑犯屈辱罪。 老师知道自己不是强壮学生的对手,用刀子杀人,故意教邪恶之路的升天秘法,也就是杀千人,把指骨做成项链(手指假发的来源),死后可以上梵高。 中央堀魔罗想要杀死自己的第一个身体——母亲时,接受释迦牟尼的教诲,幡然醒悟,“放下屠刀”出家成为僧人,最终使一切变得神圣,证明了阿罗汉果。 这个故事一共有7个版本(细节略有不同),不仅传入了《杂阿含》《增一阿含》等早期佛教经典(竺法护译《佛说鸢摩经》和法式译《佛说鸢发经》是阿含本的异译)。 同样的叙事素材被大乘如来藏系古典《中央掘魔罗经》(求那跋陀罗译,四卷)用来说明所有生物都有佛性等思想。 中央掘魔罗追逐释迦牟尼的中国佛教中最幸运的屠夫应该是遇见净土宗二祖善导大师( 613-681 )的西安人。 宋代僧志磐在《佛祖统纪净土立教志》中,讲述了善导大师劝长安城平民念佛的故事。 一家京都的屠夫看见屠夫不做生意就拿着刀入侵寺院,入侵寺院杀僧侣,善导大师打开了他西方净土和念佛过去的法门,屠夫说:“也就是回心转意,给高树念佛。” 顺便说一下,宗派名“净土”的确立是从志磐的名产开始的。 《佛祖统纪校注》一起读两个故事,发现许多兴趣差异并不容易,这些是佛教“中国化”的细节,在这个过程中反映了符合汉族诉求和愿景的理想佛教模式。 例如,被邪师迷住而成为杀人狂的中央掘魔罗在被佛陀教诲后,说:“放下屠刀成为佛弟子,经过出家修行,最终获得了倾听声音的最高成就。 京姓销售肉商在被善导大师劝说后,向“放下屠刀”的树上念佛,(马上)掉在树上死了,在众目睽睽之下,其神识被阿弥陀佛化所吸引,吃饭被解放了。 也就是说,婆罗洲教的杀人屠夫在温法下成为佛教修行僧,经过长期精进才超越了三界、涅槃而解放了。 中国屠宰猪肉店当众成就了净土信仰的奇迹,实现了“屠”和“佛”的“选址”(立即)转换,完美解释了“舍屠刀立佛”的字面意思。 当然,在很多上下文中,“舍屠刀立佛”是用来比喻的。 也就是说,“屠刀”被广义解释为包括屠杀在内的所有言行恶劣和痛苦的烦恼,不仅仅是真正的杀生刃。 “立地成佛”是指立即皈依佛门,开始走上好的成佛之路,但最终得到佛果可能还需要很长时间。 这句话最有可能的直接来源词“大额是杀人不眨眼的底汉,喝屠刀立地成佛”(“五灯会元”),也意味着禅宗悟成佛的迅速,经常被理解为不会按字面意思演说神通垂迹。 因此,中央堀魔罗这一印度典籍的实例值得参考,“放下屠刀成佛”是以中国佛教为背景,以汉地撰文献为佐放的俗语和歇后语,即使是非佛教的语境,也鼓励促进更生,弃恶从善,真正的“成佛” 中央堀魔罗跪在佛陀面前,回到了题为“印度佛教中的善与恶”的启发性学术论文。 实际上,司空竺的想法与“放下屠刀成佛”无关,其文列在副题“现报的五逆罪”中,讨论以“五逆罪”为中心的善恶因果业报等印度佛教的伦理问题。 司空竺发现小乘佛教的主要流派在列举“五逆罪”时有不同的排列顺序,从轻到重,上座部系统的“增支部”列是“杀母、杀父、杀阿罗汉、出佛体血、毁僧”。 早期佛典中有很多关于这两种罪恶轻重排序的争论,有的体现了女性在古代印度的特殊社会地位,有的侧重于平等考察父母的道德品行。 以《虚空藏菩萨经》为例,大乘佛教是将“五逆罪”归类为统治者的五大根本重罪之一,被视为教内伦理的扩大和普遍化,也是佛教僧团在世俗社会中保护自治的表现。 司空竺详细比较了多种佛典中描绘的不同犯罪类别和现报形式,指出犯“五逆罪”的人一死就下地狱,但最终可以赎回。 因为“报酬不一定”,犯罪随着其业绩的发现而消失,唯一可能的例外只是拒绝。 关于“一阼提”能否成佛,有不同的意见,但很多印度佛教的经典表明“一阼提”永远生活在轮回中,不能被解放。 犯了极其严重的“五反罪”的人尽管受到地狱的恶报,但永远活不下去。 《法文经》等大目犍连(目连救母)和强盗的故事证明佛教不拒绝救赎杀害母亲的人。 大目犍连在某前世杀了母亲杀了父亲,所以最后一世死于强盗之手。 从梵高汉藏多语言资料的整理和耙子来看,这个复印件很丰富。 但是,司空竺似乎停留在印度佛教中描述几个代表性的“五逆罪”的阶段,结论是“即使犯五逆罪也一定会得到救济,显示了佛教伦理压倒性的积极本质”,这完全符合普遍道德价值 换句话说,司空竺单纯说明了“犯罪随着其业绩的发现而消失”的因果报应理论,但实际上既没有考虑答案也没有考虑,为什么要说“杀了母亲”等5个“恶”( the worst evil )。 地藏菩萨说“地狱发誓不成佛”,仁慈的佛陀不会放弃冥生,但理所当然的信条似乎不是明智的学理脚注。 因此,从这个层面来说,司空竺的论文没有触及佛教哲学的核心,对“印度佛教中的善与恶”的理解也很遗憾,只是在“语言文学”框架中的摹写和叙述。 地狱很清楚佛教是放弃善的宗教和哲学。 早期佛教没有确定善恶概念的定义,只知道具体的例子。 日本学者藤田宏达在《原始佛教的善恶问题》(《原始佛教的善恶问题》、《印度学·佛教学研究》、1974年)的文章中指出了“十善”和“十恶”(十恶)。 部派佛教萌发了善恶的定义和分类,由此迅速发展的“八正道”和“八邪道”等符合世界道德的范围,具有世界的角度和追求。 也就是说,早期佛教确立的“十善”、“十恶”等教义来源于或同质于当时印度通常社会的伦理规范,普遍遵循“善因乐果恶因苦果”的报应规则,佛教内部只不过是对迄今为止流传下来的善恶体系进行了重组。 司空竺一文讨论的“五逆罪”其实是从“十恶”凝结起来的五种极端化犯罪,可以称为“世俗罪”或“世俗恶”。 另外,从初期的奥秘书到数论、胜论等成熟的婆罗门教诸部族,古代印度贤人设计了以“解脱”为唯一的至善,即超越了世间的“出世善”或“胜义善”(世俗和胜义合被称为“二谛”)的善恶标准。 大部分宗教主张自己的创始人发现了宇宙的根本真理,如“梵”“诸神”“句义”,同时只需学习本派的法门就能获得解放的“升天”或“至福”。 佛教也主张依靠“般若”体证释迦牟尼悟出的“吉利”来解放对涅槃感兴趣的“智慧”。 另外,佛教强调在世界上行善行恶可以得到天人果报(相当于婆罗洲教的解放状态),但还在轮回中。 “成佛”是终极意义(胜义谛)消除包括善恶在内的一切对立和区别,放弃对轮回果报的追求和执着,从“不二”体悟空性中得到涅槃。 据《坛经》报道,“善恶是特别的,但没有两个本性,没有两个性,被称为实性。 在真实性中,不沾染善恶,这个名字圆满地报答身佛。 “轮回因此,从终极解放的立场来说,“成佛”这一胜义谛的至善与世俗谛的善恶无关。 在抵消了犯“五反罪”者因地狱之苦而犯下的坏事后,必须继续轮回,而不是“选址成佛”。 善恶不仅不能引导“成佛”,反而可以说会继续沉入“六道”。 善恶其实是业感运动的表现,业(业力)才是宇宙的唯一存在,是牵引轮回的原动力。 有情的一切都是事业的继承,只要还有一口气的工作能力,就可以调用新的果报,环绕着环境互相结合,无限循环。 所以道生( 355-434 )也是反对天下大恶、世人乐于信仰、带有深刻宿命论色彩的“善有善报恶有恶报”、提倡“善受报”的理由。 所谓“善不报应”,不是说做善没有好的报应,而是说做善不一定有好的报应。 此外,还可以加上“恶不报应”一词。 做坏事不一定有坏报应。 这种“不一定”含有佛教的根本“吉利”思想。 万物皆由缘分和合而生。 “空性”,经常被称为“吉利性空”。 因此,作为“因”的善恶行为和作为“果”的善恶报应不能成为必然的对称关系。 佛教反对胜论派的“因中无果”论,批判数论派的“因中有果”,主张“缘起因果”,也就是龙树菩萨用“中论观因果品”反复说明的道理。 龙树菩萨这么说,佛陀自己追求以没有善恶之分为特征之一的涅槃,但劝人们做好事的不是“虚伪”吗? 当然,包括佛教在内的古代印度宗教认为“世俗之善”可以大幅度减少所有人对世界的贪婪,清洁梵行有助于一体解放,因此是正确的行为。 涅槃要摆脱轮回就必须超越善恶等所有的“分手”,但必须认识到“吉利性空”或“一切空”,而不是消灭好坏。 《心经》说:“颜色是空,空是颜色,颜色不同空,空是不同的颜色 极端地说,从“善行”到“涅槃”的飞跃不比从“屠夫”到“成佛”的转变容易。 因为“善行”和“屠夫”都是世间此岸的东西,与对面的涅槃成佛之间躺着几乎无法逾越的痛苦。 从这岸到对面的摆渡人只有佛陀,无论是菩萨的大船还是能听到声音的小船,只有修正法的人才能平安地度过生死。 涅槃最后,强调善恶报应的对称性其实是中国本土的思想,“积善之家有馀庆,积不善之家必有馀庆”(《易传》)、“做善降百祥,做不善后的百灾”(《尚书》)等。 印度佛教从头到尾都更加重视作为“因”的善恶。 也就是说,这是人们常说的“诸恶为众善奉行”的佛教定义的前半部分。 行为之后,不在乎结果,不执着,也就是“净化自己的意思”,才是真正的“诸佛教”。 涅槃以外的果报再好也不过是轮回的短暂喜悦 之后从中国传来的文化在《善有善报恶有恶报》中明确受到了印度佛教三世因果、六道轮回等思想的影响,以便很好地适应“好人无善报,坏人无恶报”的残酷现实 由此可见,司空竺在因果业报中理解印度佛教的善恶,在根本理念上是违反“吉利”思想的。 虽说“无常”最终与“吉利”相通,但其论文中从未出现过“吉利”和“空”等词语,司空竺在考虑印度佛教善恶时必须指出释迦牟尼最大的缺失。 “一切无常”不是世界循环的方式,“吉利性空”才是菩提树下的证悟。 简单来说,善恶归属“吉利”,代表“二谛”,从“屠”到“佛”不是宇宙之谜,而是“空性”的必然表现。 《金刚经》说:“说的善法者,开始说非善法,是名善法。” “来自澎湃情报。 请下载越来越多的原始信息为“澎湃信息”ap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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