财讯:访谈︱端木美:三代人的中国法国史研究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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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 ; ; ; ; ; ; 端木美女士在法国共和国国家功勋军官勋章授予仪式上 左一是时任法国驻华大使白林先生 ; ; ; ; ; ; ; ; ; ; ; ; ; ; 端木美,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史研究所研究员,中国法国史研究会会长 ; ; ; ; ; ; ; 年5月,根据法国总统签署的命令,端木美女士获得了法国共和国国家功勋士官勋章。 1963年戴高乐将军设立的国家级荣誉,授予了法国军队和对民间事业做出卓越贡献的法国人和外国人。 端木美说:“收到勋功的消息时,我很高兴。 我想这是因为我们的中国法国史研究会和中法史文化研究会可以稍微促进中法之间的交流。 但这不是我一个人干的案子 “她口中的中国法国史研究会,今年正好是成立35周年,是中国社会科学院主管的国家一级学术大众团体,也是70年代成立的极少数学术团体之一。 ; ; ; ; ; ; ; 端木美的父亲端木正( 1920-2006 )是研究会的创始人之一。 端木正是有名的法学家、历史学家,1948年-1951年留学法国,回国后担任过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长、国际常设仲裁法院(海牙)仲裁员。 另外四位创始人分别是北京大学教授张芝联( 1918-2008 )、杭州大学教授沈炼之( 1904-1992 )、华东师范大学教授王养冲( 1907-2008 )和哈尔滨师范学院教授戚祐烈( 1913-1997 )。 ; ; ; ; ; ; ; 最近,端木美会长为了讲述建国后表达第三代法国历史学家理想的团体的故事,接受了澎湃情报( thepaper )的采访。 ; ; ; ; ; ; ; 中国法国史研究会是70年代成立的极少数学术团体之一 图为五位创始人(从左到右):沈炼之( 1904-1992 )、张芝联( 1918-2008 )、王养冲( 1907-2008 )、戚佑烈( 1913-1997 ) ; ; ; ; ; ; ; ; ; ; ; ; ; ; 澎湃情报:中国法国史研究会由五位德高望重的学者发起。 其中包括你父亲端木正先生。 为什么这五位老师开始的? ; ; ; ; ; ; ; 端木美:这些老师们有欧洲留学的背景。 沈炼之是20世纪20年代的留学生,在里昂大学取得博士学位,是浙江籍里昂中法大学的奖学金学生。 廖佑烈和他几乎是同一时期,最初是瑞士的沙特阿拉伯大学,之后来巴黎大学攻读博士学位,第一研究古代史。 张芝联去过英、法、美。 法语说得很好,与法国汉学家关系密切。 王养冲1937年去法国留学,在巴黎大学学习历史和哲学,之后抵抗第二次世界大战,1947年回国。 我父亲1948年在法国巴黎大学留学,1951年回国。 所以他们基本上是同龄人,但年龄和留学的时间正好有前后之差。 我父亲成为学生的时候,沈炼之已经从海外回来,为中国的法国史研究做了开拓性的工作,开始上课翻译西方史、法国史的著作,我父亲非常敬佩他。 ; ; ; ; ; ; ; 为什么是这五个人,他们经历了很多苦难,但听说学界的威望、学识,至少当时是百应的情况。 他们有号令 他们当时分别在杭州大学、北京大学、华东师范大学、哈尔滨师范学院、中山大学,开办法国史研究会可以说是全国性的。 ; ; ; ; ; ; ; 澎湃情报:端木正先生是国际法学者,但参与学会创立的机缘是什么呢? ; ; ; ; ; ; ; 端木美:父亲毕业于西南联合清华研究院。 40年代以后,他意识到国际法的重要性,关于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中国的国际地位问题,学习了政治学。 战后法国政府招募留学生,有40个政府奖学金名额,所以父亲从昆明到重庆去报考了。 这些人中有吴冠中(画家)和吴文俊(数学家)等,他们都是同样的考试留学法的学生。 1947年,父亲完成清华研究院的硕士答辩,等待安排。 当时他们的差旅费都由国民政府提供,在法国的学习生活费由法国政府提供。 1948-1951年在法国巴黎大学学习,获得国际法博士学位回国。 ; ; ; ; ; ; ; 我父亲在巴黎大学的第二专业是历史,其实是国际关系史。 之后,在中山大学教书,学部调整后,废除法律系、政治学系,转到历史系教授的世界史,之后在法国史的业界耕耘了20多年。 50年代翻译法国历史学家索布尔的《法国革命史》,在史学界比较有影响。 ; ; ; ; ; ; ; 我从小就听拿破仑、贞德等法国历史上的故事,但由于环境和政治背景,他很少说话。 法律反而我没真正接触过。 因为当时取消了,所以我只能教世界史。 他很了解法国史、宪法史 他是横跨政治学、法学、历史学的罕见学者,在三个行业取得了成果。 许多同事也尊敬他 ; ; ; ; ; ; ; 端木正是有名的法学家、历史学家,曾任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长。 1943年端木正考入西南联大清华大学研究院,1947年获得法学硕士学位,同年获得留法公费生。 1950年,1951年获得法国巴黎大学法学博士学位,巴黎大学高级国际法研究所毕业证书。 图为1949年至1950年的留法先生在巴黎,左三是端木正,左四是翻译家许渊冲。 ; ; ; ; ; ; ; ; ; ; ; ; ; ; 澎湃情报:国内许多类似的学术团体出现在90年代以后,五位老先生为什么能在1979年成立法国史研究会? 当时的社会政治环境怎么样? ; ; ; ; ; ; ; 端木美:法国史研究会于1979年8月正式成立,其实在11届3中全会召开之前,1978年夏天他们就在想。 几个老先生感觉变化得更快。 这么快成立的学术团体可能还有一两个,当时不是特别大的声音。 法国史研究会的创立者各自身体都有号召力,欧洲背景很好。 ; ; ; ; ; ; ; 这几位老先生走出了那个动荡的时代,其实很不容易,他们忍受过很多苦难。 但是,他们有博识,能站在中西文化的高度,一旦发现新时期开始,我想在晚年有一些力量的时候推动中国学术的迅速发展。 1976年粉碎“四人组”后,整个社会其实都有精神解放、思想解放的感觉,虽说是外国史的研究,但我认为当时的领导人也没有制止或刹车的意思。 当时整个学术界就像沙漠,几个老先生觉得很有责任感,渴望培养一点人才。 而且,迄今为止他们之间保持着一定的学术联系。 ; ; ; ; ; ; ; 1978年夏天在上海的金山石化举行了筹备会议。 这五位老师相当于精神领袖。 还有当时的中生代学者,如北师大刘宗绪老师、复旦大学的金重远老师、杭州大学(现在的浙江大学)楼均信老师。 他们和老先生们合作,成立了法国历史学会。 ; ; ; ; ; ; ; 中生代的学者们也有特殊的时代烙印 比如金重远老师是留苏,在前苏联学的法语,研究意大利史的学者中也有在莫斯科学的意大利语西班牙语,很棒。 他们这一代人大多在前苏联培养,回国后建立了中国的世界史学科。 ; ; ; ; ; ; ; 1979年8月30日成立了国法国史研究会,拍摄于哈尔滨。 第一排从右向左:端木正、王养冲、张芝联、俞佑烈(沈炼之未出席)。 ; ; ; ; ; ; ; ; ; ; ; ; ; ; 澎湃情报:当时有机会访问法国吗? ; ; ; ; ; ; ; 端木美:还很少。 父亲回国32年后有机会再次访问法国。 中法于1964年建立邦交后开始派遣交换留学生,在“文革”期间中断,另一方面,直到70年代法国留学生被派遣到中国,包括瑞士、德国,到76年为止还在。 当时的外国留学生也是个有趣的人,和当时的中国大学生一起去了乡下,去了工厂,参加了政治运动。 ; ; ; ; ; ; ; 第一任会长张芝联应1979年春夏邀请访问过法国一个月 当时他邀请我父亲从中山大学到北大代上课。 当时没有电话,用信交流,但他们的联系还很深。 当时从广州来北京,买火车票需要学校的说明,我们现在也保存着这些说明。 住宿也需要学校的说明 ; ; ; ; ; ; ; 那是研究会成立之前,学术交流开始了。 张先生带回了海外的新消息,在成立会上介绍了他的访问。 所以研究会的开始在我们看来是高水平的。 ; ; ; ; ; ; ; 所以我当时觉得他们和海外联系没有限制。 相反,整个社会的风气想引起混乱。 以前他们回到国内后,也完全失去了与海外的联系,被视为里通外国。 后来,这种制约消失了,我觉得他们没有受到干扰。 ; ; ; ; ; ; ; 澎湃情报:在法国史研究会的创立会议上做了一点报告。 首先是关于法国革命。 当时法国史研究的核心行业和政治需要有关系吗? ; ; ; ; ; ; ; 端木美:法国革命,1871年巴黎公社,长期以来一直是法国史研究行业最大的课题。 我们国家到1949年世界史非常薄弱,世界史学科的正式确立是在1949年以后,特别是在前苏联留学的青年们回国之后。 我们社科院世界史所成立于1964年,许多研究者50年代去前苏联和东欧各国留学,之后陆续回国,陆续加强了我国的世界史研究 ; ; ; ; ; ; ; 关于法国史,辛亥革命以前就关注法国大革命的研究,对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有促进作用。 法国革命以前,这些启蒙思想家的影响,以及相关革命史实,启发和鼓励了中国资产阶级革命。 1949年以后,我国依然非常重视法国革命,1871年巴黎公社,革命是法国历史的重要命题。 ; ; ; ; ; ; ; 包括这些前辈、中生代在内的老师们也继承了至今为止流传下来的课题,聚焦在这两个课题上。 改革开放后,我们这一代出去留学的时候,闭上嘴谈论法国的大革命,外国老师们很吃惊,你们中国人好像只知道这个。 对大革命的看法包括对革命历史的分析,过去和现在的研究有很多不同。 华东师范大学王养冲先生和他儿子王令愉先生,他们父子共同撰写法国大革命史,可以参考。 小王将近一百岁还在做这项工作 ; ; ; ; ; ; ; 我父亲在50年代翻译了索布尔的大革命史著作,但当时国内很少直接从法语翻译。 这位索布尔先生是巴黎第一大学法国革命史研究所的所长,法国共产党,对中国留学生很友好,接待过张芝联先生,来到过中国。 那是1981年,法国史研究会成立,他来听讲座。 之后,王养冲的组织人翻译了索布尔的演讲稿,在上海出版了。 ; ; ; ; ; ; ; 早期的法国史研究非常重视法国革命、巴黎公社,革命是重要的命题。 图为中国法国史研究会的部分出版物 ; ; ; ; ; ; ; ; ; ; ; ; ; ; 澎湃情报:那个年代研究外国史并不容易。 今天我们熟悉的学者们从法国史研究会出来了吗? ; ; ; ; ; ; ; 端木美:培养外国史研究者的条件,特别是学习语言的条件落后。 法国历史研究会在很多地方开设教室,鼓励年轻人写论文、取得成果和翻译。 几个老老师鼓励很多学历史的人学习外语,选择原来外国语系毕业的学生主修历史,加快培养速度。 张芝联、沈炼之、王养冲、父亲录用了一些外国语大学的学生。 因为学习外语太慢总是很慢。 ; ; ; ; ; ; ; 第二代是当时辅助他们工作的年轻人,复旦的金重远、华东师大的陈崇武、浙江大学的楼均信、北师大的刘宗绪、人民大学的陈叔平、北大的郭华榕子,以及我们社会科学院世界史所的孙亮等,这些中生代学者们给予了支持。 ; ; ; ; ; ; ; 到了我们这一代,北京大学的高毅、社会科学院欧洲所的马胜利了。 那时我们几乎前后都去国外学习了。 上海的王令愉(王养冲的公子)、杭州的沈坚、中山大学的刘文立、复旦大学的李宏图等,我们也想和这个时代的平台建桥,做培养年轻人的工作。 ; ; ; ; ; ; ; 澎湃情报:你是第三代法国历史学家啊。 留学时为什么要去瑞士而不是法国? ; ; ; ; ; ; ; 端木美:这也是爱好的故事 ; ; ; ; ; ; ; 刚才说的中生代学者,如陈崇武、金重远、郭华榕子、孙亮等老师,要么是留学前的苏联,要么是国内培养的,所以80年代以后有机会让他们先出国。 当时法国奖学金很少,但我们中国从优秀以前就流传下来,从二三十年代开始法国著作翻译得很好,中国人比法国人了解中国多了。 我们中国想去法国的人很多,也有这个基础。 ; ; ; ; ; ; ; 1980年,我被分配到社会科学院,研究巴黎公社史。 当时“文革”结束了,要引起混乱,总之,中国社会科学院选头写好巴黎公社史,希望学者出国看材料。 当时,全院将其视为世界史的一个重点。 1982年初,社会科学院做出了巨大努力,终于请意大利科学院接受我们。 意大利当时工人运动研究很好,资料非常齐全,米兰有意大利共产党设立的设施。 二战后法国共产党、意大利共产党都很强大,他们有收集工人运动史资料的专门机构。 其中有巴黎公社、法国革命的很多文件。 当时,我们的社会科学院正好和意大利科学院签订了协定,派遣了三个人。 ; ; ; ; ; ; ; 在那之前我以为我有机会去法国,突然告诉我去意大利。 然后三个月,出乎意料。 后来,我和在前苏联学习法国工人运动的学者和在前苏联学习意大利语的意大利历史学家一起去了。 当时的世界史人才都是从前苏联回来的,为了研究巴黎公社,我跑去了意大利的“曲线救国”。 这也是当时中国的特色吧 ; ; ; ; ; ; ; 我们一起去了意大利。 我在米兰的研究所工作,复印了很多关于巴黎公社的资料。 我觉得收获还很大。 爸爸翻译了索布尔的书,索布尔在巴黎接了我三个星期。 那是我第一次去法国。 当时社会科学院批准了,我发现当时不是我们不想去法国,而是挣名额很辛苦。 ; ; ; ; ; ; ; 我期待着回国后留下来的方法 我父亲也是留法,我向往。 到了1983年,有去瑞士弗里堡大学的名额,需要懂法语和德语。 当时我犹豫不决。 大家都不想去瑞士。 国内连正经的瑞士史都没有。 即使有介绍瑞士的小笔记本,都是前苏联百科全书翻译的,每个名词都变了。 但我父亲告诉我,这是个机会。 你应该去。 他说瑞士是中立国。 在瑞士学习历史,你会有新的观点。 他说你不能放弃。 父亲的这句话影响了我,1984年去瑞士学习。 ; ; ; ; ; ; ; 刚开始学习的过程也很辛苦 我很了解法国史,但法语听起来像云山雾罩。 国内学的中文名词大多是从俄语翻译的。 我三年没回家了。 假期去法国,意大利。 认识一点有名的学者,上他们的课。 我父亲曾经在法国的老师是很有名的国际法专家,法国学院院士,假期住在她家。 还有索布尔的继承人,对我很有帮助。 ; ; ; ; ; ; ; 为了研究法国巴黎公社,辗转学习前苏联、意大利、瑞士等国是当时中国特有的情况。 图为1985年端木美(右一)在瑞士弗里堡大学为校长(右二)和我国时任瑞士大使田进(右三)翻译的。 ; ; ; ; ; ; ; ; ; ; ; ; ; ; 澎湃情报:你这一代学者什么时候开始“接班”的? ; ; ; ; ; ; ; 端木美:从1998年开始我们陆续进入研究会。 作为副会长,法国史研究会的老一代学者有培养年轻人的意识。 ; ; ; ; ; ; ; 1979年成立时由张芝联担任会长,沈炼的老师觉得自己身体不舒服,从一开始就担任名誉会长。 王养冲,俞佑烈,父亲是副会长,父亲是秘书长。 后来法律系恢复了,父亲回来重建中山大学的法律系,后来被任命为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起草委员会委员,因为更多的工作忙,他辞去了秘书长职务,成为了名誉会长。 1990年他又被任命为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长,那时他有点监督我的日常业务。 我2003年当选会长时,他是理事,也在那里。 ; ; ; ; ; ; ; 澎湃情报:现在的法国史研究会已经连续举办了11年的中法史文化研讨会,在国内外学术界引起很大反响。 建立民间非营利学术团体,举办这个研讨会的理由是什么? ; ; ; ; ; ; ; 端木美:当时我们的对外交流比较多。 那个时尚健在的老会长张芝联向研究会提出了两点。 加强国际合作,加快培养新人。 我2002年有机会去法国。 当时会见了法国人文科学家基金会的主任莫里斯·阿马尔先生。 我想他们会支持我们培养下一代研究者。 ; ; ; ; ; ; ; 从2003年开始想试试,但那一年碰到了“非典”。 结果改为2004年7月。 那是一个炎热的夏天,只招待了四名法国学者,效果很好,第二年也想继续。 结果,在第二年的最后时刻,接待部门说,理由不能支持我们的研讨会。 本来我们希望学会是全国性的组织,能在不同的大学交替举办研讨会,但没想到到了第二年就发生了问题。 当时所有的通知都发出来了 后来李宏图老师帮助联系,继续在华东师大举办,之后每年都得到这所学校的支持。 ; ; ; ; ; ; ; 来法国学习的学者不自己收学费,我们不赞成学生收钱,所以前几年学生很痛苦,所以在他们学校和老师的帮助下,即使从外地来上课也需要自己支付。 2007年外国老师知道后开办他们的大学支持外国学生,从2007年开始给学生一点补助金。 那时欧元很高啊。 他们给了2000欧元,对我们来说成了很多钱。 那时报名的学生也很少 2008年在瑞士弗里堡大学,母校也参加了这个项目。 另外法国大使馆赞同我们的学术团体,每年向法国史研究会邀请的法国教授提供两张机票。 这是以前传下来的,一直保存到现在。 ; ; ; ; ; ; ; 我们从2004年开始和巴黎签订了大合同。 当时巴黎的一位大校长说他第一次和学术团体签约,其他的都和大学签了名。 我进入的校长办公室曾经是巴黎大学法学院,那是父亲留学时经常去的地方。 他们还找了法律系的教授,告诉他们父亲在这里学习过。 我被感动了。 我觉得他们对我们非常尊敬。 ; ; ; ; ; ; ; (本文来自澎湃信息,越来越多的原始信息请下载“澎湃信息”APP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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