财讯：丁松（上）：天才少年成长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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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文选自 上海通志馆、中国乒乓球学院合作项目《国球之“摇篮”：上海乒乓名将访谈录》（金大陆、吴四海编，复旦大学出版社）。

丁松，1971年生。曾入选中国乒乓球男队团体赛主力阵容，并三次获得世界冠军。退役后曾在德国、日本打球。2009年毕业于上海交通大学人力资源管理专业。现任上海交通大学乒乓球男队教练。

恩师曹馥琴教练

要说我的乒乓球经历，从小学到区少体校，到市少体校，到上海队，到国家队，最后退役在上海交通大学任乒乓球教练，每一步都踏得很准。当然，这每一步是如何走过来的，其中也有不同的故事和感受。

1971年，我出生在上海瑞金医院。家住肇嘉浜路99弄，就是现在张德英乒乓球俱乐部对面那个弄堂里。其实，从我记事起，我就对球类项目充满了有趣。当时，有一个邻居特别喜欢我，天天带着我打羽毛球，那时既没有网，也没有场地，但我打得不错，后来甚至名声在外，号称“打遍斜土路”呢！

1978年我七岁的时候，进入肇嘉浜路小学读书。这个学校没有羽毛球场地，只有七八张乒乓球桌，看上去都很破旧。我的小学老师石佩伟一身兼两职，既是美术老师，又是体育老师。乒乓球队挑人时，他叫我们对着墙壁打球，看谁打得来回多。一开始我还感到有点失落，自认为应该是打羽毛球的，乒乓球只是放学后搭一张小台子跟同学随便玩玩的。但我可能天生就对球类这个东西有感觉，自然是打得不错的，石老师就让我参加了校乒乓球队。这样，我就开始走上了打乒乓球的道路。

先是在小学校队训练，小朋友一律都打攻球，而且都从基本动作做起，比如说正手攻、反手推挡等。我上来用的就是横板，那块板子胶皮已经用了很长期了，所以颜色是黑的。同学们都是随便拿一把，我拿了这把以后，也就一直用它了。

区少体校教练曹馥琴来学校挑人还是比较正规的。因为每年都要来挑人，她和我们徐汇区小学的老师，特别是体育老师都很熟悉。她要走访徐汇区的几个学校，看那些小孩打得比较好，有没有培养的前途。我是在小学二年级的时候被选中的。曹指导看中后又去跟我妈妈商量，说这孩子能不能三年级就去区少体校打球，我妈自然同意了。我们的区少体校在徐汇网球场。我真正打削球就是在区少体校，是由曹馥琴教练决策的。她培养削球手很有办法，除了我打进了国家队外，胡明弟和徐文富也是蛮有名的。徐文富没有进上海队有些可惜，大略上海队不需要那么多的削球手。有了前面成功的经验，曹指导的感觉就很到位，她对我说：“你就打削球了。”其实在第一梯队的训练中就是这样，教练让你打削球，你就打削球了。这样，我三年级就到了区少体校，上午读书，中午自己带饭的，下午一些前做功课，然后就参加训练。

这时，我爸爸的单位东海机械厂分了房子，我家就搬到虹口区通州路那边。所以，我小时候学打球蛮辛苦的，６块钱买一张月票，早晨四点三刻就要去赶第一班17路无轨电车，有时车上就我一个体，然后在汉口路换49路公共汽车到终点站，再换车到衡山路少体校，因为曹教练让我们六点钟到校，早晨要练一个小时发球。早饭是在学校食堂吃的。下午基本是练到四点多左右，再坐一个多小时的车，差不多六点到家。回来的时候车上比较挤，挤惯了也就习以为常了。当然我晚上睡得很早，8点多钟就睡了。每天都是这样，那时候我只是小学三年级的学生啊。

我特别喜欢看连环画，因为坐车较长，我就在车上看。以前的公交车，最后面有一个小的地方可以钻过去的，我就经常往里钻，然后专注地看《三国演义》《水浒传》《隋唐英雄传》等。当时我的眼睛已经有点近视了，小朋友也不擅长得保护视力。有时我也会趴在最前面看司机开车。这样过了一年，我们又搬家了，因为妈妈觉得我太辛苦啦。当时社会上流行换房子，我家就把虹口那个房子换到徐汇区东安路来了。对我来讲是轻松了，但我爸爸上班就远了。

徐汇少体校曹教练对我真的很好。训练结束了，其他的队员住得比较近，有的还有家长来接。她时常会准备一些包子或零食给我，因为我回家还有很远一段路程。当然，作为一位女教练，她还是比较严厉的，性格也很要强，所以我们见到她都挺怕的。她也讲过，如果你们见到教练都不怕，那这个教练是带不好学生的。当时，我听这个话没有什么感觉，现在确实深有体会。

曹教练为什么让我打削球，她大略感觉到我对球的控制比较好。我们的训练地点在常熟路游泳池上面的长廊里，长廊外面有两张小台子，我们小朋友经常会在正式训练之前去小台子上打，有时还会在一个小凳子上打着玩，我的表现是比较出挑的，甚至照样能搞出点旋转，其实这就是对球的感觉。曹教练给我讲的不少东西，当时因为年龄小不理解。比如说削球的球点问题，她当时要求还是要去“逼”人家，就是要有落点意识，要高点会削。直至进了专业队，我才领悟到什么叫“逼”。有一次在市体育宫，我代表徐汇区少体校参加上海市“新长征杯”，有一个黄浦区的小朋友会拉弧圈球，我高点一削球就飞，通常的小朋友全是那种小提拉，我还能在前面砍一砍。其实也并不是说高点不能削弧圈球。有一次，曹教练让胡明弟来辅导我们，我就问他为什么我削弧圈老是飞，他说把球点放下来就不太会飞了，因为退下来一些后，对方球的旋转就不那么强烈了，你往下也会好砍一些。其实，我达到一定水平以后，才知道应该是近台也能削，远台也要会削，所以曹教练说的话，只有到一定程度，我才能理解。那么，我如何样去赢人家呢？我就靠转与不转的一些变化。落点有没有，能不能让人家跑动起来，这些方面我就不太行。并且，确实要有点速度，没有速度，人家还是能比较有效地到位。姚振绪教练就是在前面削的，形成低角反攻。当然，弧圈球难度就大了。但我还是认为，虽然有弧圈球，削球还得要“逼”，否则的话，没有速度，你就是死路一条。

1982年，小学四年级的时候，曹教练对我说，丁松，我跟市少体校教练推荐你了，跟你妈妈去一下吧。市里的教练和区体校的教练信息表达也是很多的，这证明当时的选拔机制是比较系统的，在区体校打得好了，就可以去考市体校。这样，我在乒乓球的生涯中迈出了重要的一步。

市少体校的记忆

去市少体校的那一天，我的印象是很深刻的。我跟妈妈走进水电路市少体校乒乓房的时候，第一个见到的是正在接电话的蒋时祥教练，他放下电话问：是不是丁松啊？然后叫来了何适钧教练。当时，何教练问了我妈妈一点情况，我则在看现场的训练。何教练也曾是打削球的，以后也就是我的主管教练。他带教的这一批有吴颖杰、罗捷、邹翔等七八个运动员。就球技来讲，我肯定是比较优秀的，但也不能说绝对第一，因为总有队友是可以跟你抗衡的。比如罗捷的球就不错，后来因身体查出来有点问题，没能进上海队。教练说我球感比较好，这倒是确实的。在市少体校，每一个体都会拉弧圈，我逐渐学会了削弧圈。何适钧教练经常会跟我们提起徐寅生、李富荣、庄则栋等前辈运动员的事迹，其他教练不如何讲的。包括陆元盛，我也是从他嘴里听来的。那时人小也不擅长事，只当故事听。记得陆指导还到市体校来辅导过我们。在何适钧两年多的指导下，我的动作逐渐定型了。

在市少体校，我开始住宿了，完全是一种新的生活习性，而且相当正规和紧张。早晨五点三刻响铃后，要么去球馆练一个小时，要么就是围着网球场长跑。然后七点多钟吃早饭，接着上课读书。中午睡觉后，下午正规训练，晚上八点钟夜自修，九点三刻关灯睡觉。我妈给我准备了饼干箱放在宿舍，有一次我晚上饿了，把巧克力全吃了，弄得流鼻血。我们的宿舍也是上下铺，大家关灯了以后不是马上睡觉的，帐子拉开来就开始吹牛皮。一开始对这种生活有点不习性，习性了后，我还是挺喜欢的。后来，我就有些调皮了，有的时候星期天都不回家，跟一两个同学出去玩。住宿生活对自己也是一种锻炼，因为各方面都要自己考虑，衣服也得自己洗。

在市少体校，我参加过两次全国性的比赛，一次是在济南举行的五省二市的比赛。记得是蒋时祥带队的，这是我第一次去外地、第一次坐火车。当然不是现在的动车，是绿皮的火车，卧铺票睡在中铺，那天晚上兴奋得睡不着。我把窗帘拉开来看外面，其实啥也看不见，有的时候列车经过站台有些亮光，就觉得挺兴奋的。睡在我以上是一个军人，我还跟他聊了半天呢。济南的比赛我没有拿到冠军，但成绩还行。再过一年后，我参加了在河南洛阳举行的全国的“跃进杯”这个比赛蛮有名的，名次排列是将身体素质和乒乓球成绩加在一起算总分。身体素质方面有跳绳一分钟，不能失误。那时没有带柄的塑料绳，绳子两端全握在手上，我们在，市少体校就这么练，手都磨破了，还结起了老茧。全国“跃进杯”我得了冠军。决赛的时候曾以13∶17落后，但赢下来了后很开心。这次比赛成绩跟以后我能进上海队有很大的关系。去济南的时候，我妈给了五块钱，我在书摊上买了本“大书”《三国演义》，这个时候我不看连环画而是喜欢看“大书”了。去洛阳时，我妈给了十块钱，我好像买了两个罐头。我在少体校时，还在闸北体育馆观摩过在上海举办的第五届全运会乒乓球赛，惠钧在决赛时赢了谢赛克，获得冠军。

在市少体校的两年，我读五年级和六年级。按理说五年级读完就升初一了，后来又说可以选择读六年级。我妈说，你就读六年级吧。班主任陈淑娴老师非常好，我对她的感情也很深，因为两个年级都是她带我。她说，今年又是我教你，你是老同学了，要不弄个小队长当当，管这一排人就行了。上英语课我还是蛮喜欢的，最不喜欢的是数学。

我在市少体校也发生过一点事件，首要是我的眼睛越来越近视了。表现不好的时候，或者球打得不太好的时候，蒋指导就把我妈给叫来了，他说，这孩子如何回事？球如何只会削一面，两面就不会削了？要不行，你就带回去吧！当时我觉得跟眼睛没有关系，我自认为是能看见的。后来教研组长徐介德对我妈说，你儿子是不是眼睛有点看不清楚？去检查一下眼睛吧。一查，左右眼都是500度。眼镜一旦戴上就拿不下来了，后来我参加全国比赛都是戴着眼镜打的。

接着问题又来了，像我打到这种成绩，按理说应该能很顺利地进上海队。可我是近视眼，况且我长得很瘦小，1984年13岁的时候，身高才1米43。为了我能不能进队，大家讨论了半天。季主任负责招生，他说，这不符合规定，这种眼睛近视、100米才跑18秒多的人如何能进队？我自己感觉没什么希望了。过了一段时间，大略８月份时通知我去集训。其实，这是少体校教练努力的结果，他们都知道我是什么样的人，都知道我的球是什么样的情况。他们去跟领导说，这小子虽然眼睛近视，跑得有点慢，但是在球场上还是不慢的，特别是球感好，又打出了成绩。这样好说歹说又把我给招进去了。所以，我一路打球打过来，全部的教练在生活方面可能对我有些意见，但对我的球技应该都是比较认同的。

从全国少年冠军到国家青年队

1984年10月，我进了上海队，训练地点在徐汇区的上海体育馆。从实际的立场说，我开始拿工资了，一个月有三十几块钱，号称有了“铁饭碗”。这时，我学会了抽烟。其实在市少体校的时候，周末不回家在外面玩，已经开始抽了，只是抽得不多。进上海队后，早晨、中午、晚上的饭后三根烟是去二楼厕所抽的。后来较长了，索性就懒得去了，直接就在房间里公开抽了。

刚进队的时候，教练是卢贤钊，他带教我们一批小的运动员。总教练是于贻泽。在上海队，卢教练带我和奚强、许震参加了三届全国少年比赛，三人中，我年纪最小。第一届在福建漳州，就是国家女排的训练基地。当时，奚强在这个年龄组里面应该是相当不错的，他团体赛基本上每场拿三分，然后我基本上补两分。卢教练认为，我第一次出来打这种比赛，已经很不错了。第二年奚强超龄了，我变成主力了，我带着吴颖杰、徐军在无锡得了全国少年比赛的团体冠军。我每场得三分，他们再补上来两分。卢教练特别开心，因为这个成绩是不容易的。第三届是1986年在武汉举行，此时我已经在国家青年队了，所以，我是从北京过去的。当时，同年龄段里面没有什么人打得过我，我基本上就是单打冠军了。决赛跟陕西的选手对阵，李富荣也来看了，一会儿我就以3∶0拿下来了。那天，我的眼镜不小心摔坏了，卢教练拿橡皮膏给我粘起来，粘的地方白糊糊的一块，还好没有影响发挥。

那么，是不是这一阶段技术上有了突飞猛进？也不见得。我本身骨骼就小，不太起眼，但我在小朋友中对球的掌握比较好，打削球搞转与不转，人家小朋友搞不大清楚便容易输球，这也是我取得成绩的一个因素。但长大成人以后难度就大了。

后来卢指导援外去了，袁海路教练带了我一段时间。袁指导教削球是有水平的，我在他身上学到了蛮多东西，特别是步伐和腰部动作，让我受益终生。因为他自己也是打削球出身的，体会比较到位。其实各个教练的优势都不太一样，有些教练可能临场指导比较好。这就看你自己最合适哪一种。至于吸烟的问题，袁指导带教的时候，我全国少年冠军都拿了，已经是上海队主力了，教练也就睁只眼闭只眼了。抽烟这个东西，你硬逼着戒也不行的，为什么？你看现在的运动员，你让抽他们都不抽的，因为这个跟各方面都有关系，有些人天生就是不抽的。

至于进国家青年队，首要是汉城奥运会中国队的总体成绩不好，突然之间就有了“狼来了”的说法，就提出要成立国家青年队。国家青年队从陆元盛那批以后，就再没有组织过。国家队的正式队员都是通过全国重大比赛后，直接从省市队调的。当时，国家队的总教练是许绍发，他提出恢复国青队。后来就在国家体委旁边搭了一个平房，我们就住在平房里面，在地下室也住过一段时间。国家队是上午、下午两节训练的。因为球台比较少，可能会影响到江嘉良等一队人马的训练，我们青年队便是早晨六点起来出早操，如同军训一样跑步，然后睡一个“回笼觉”，中午饭后从一些钟训练到了大略四点多钟，把场地腾给一队，晚上再练。反正要跟一队的时间错开来。

在青年队带我的主管教练曾传强也是削球出身的，姚国治教练也常常指点我，他们的水平还真可以，会让你觉得很服气。我的队友是林志刚、李屹、熊柯等这一批，后来林志刚和我一起得过世界杯团体冠军。我是1971年生人，跟1970年出生的混在一起，一起打比赛。青少年时期的乒乓球运动员通常以两年为一档，所以我年龄上有点吃亏，这一批从上海进北京的就我一个。而我在那边又发生抽烟的情况。当时住在地下室，我跑到顶上抽烟，结果他们电视看不清楚，上来一看，我正在抽烟。因此事就不让我进国家队了，反正事件挺麻烦的。记得中间曾有一次机会，是亚洲少年比赛，许绍发指导说可以让我去的，我护照都办好了，最后还是把我给换了。为此，卢指导跟他还有过一些争执。当年，正式比赛的机会很少，不像现在这么多，这种机会失去了确实有点可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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