财讯：讲座︱李怀印：世界史视野下的清朝国家

6月3日晚，德克萨斯大学奥斯汀校园史系教授、东亚研究中心主任李怀印应邀在武汉大学举办了“世界史视野下的清朝国家”讲座。 讲座从世界史的视野探讨了清朝国家的性质问题，提出了清朝国家是“初期近代疆域国家”的观点。 总结这次讲座的复印件，介绍给网民。 讲座李怀印教授世界史视野下的“国家形成”问题李怀印首先说明“为什么要用世界史的视角研究清朝国家”的问题。 他指出，中国的大学有“世界史”专家，但在美国的大学没有设置。 究其理由，海外大学的历史系实际上是世界历史系，他们的历史研究实际上是从世界史的角度出发的。 接下来，他回顾了欧美学者研究中国史的过程。 二战以前，欧美学者讲述的世界史其实是欧洲史，其历史研究以西方为中心，亚洲、非洲等地区被认为是西方人扩张、殖民化的地方，构成了所谓的“白人负担”。 二战后，随着亚非民族主义运动的兴起，欧美学者的本来理论受到了冲击，但西方中心主义的本质没有改变。 李怀印教授以“现代化理论”为例，认为这个理论是所有国家历史从以前流传下来的农业社会和专制统治到工业社会和民主国家的历史。 最有代表性的学者是哈佛大学的费正清教授，费正清提出了“冲击—反应”理论，中国近代史，即西方的影响主导近代中国的历史，对中国社会、经济等全方位形成冲击，中国近代变革只是一个反应的过程。 此外，少数学者用“帝国主义理论”解释中国近代史，强调西方帝国主义在中国的破坏性作用。 李怀印强调，这两种理论都突破了民族国家的范围，都从跨国的角度注意中国近代史，不仅限于中国。 二十世纪八十年以后，科文出版了专业著《在中国发现历史》，提出了《中国中心论》，从中国内部注意中国近代史。 这样的观点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学者们纷纷将研究范围集中在中国的一个省、一个县乃至更低的地区范围，研究主题集中在家族、村社、县政等比较细微的方面。 李怀印认为，这种观点只是欧美学者在研究中国史时抛弃世界史的观点，从中国内部注意中国，其历史研究也仅限于小范围、小问题，存在所谓的“碎片化”现象，和中国史学界最近的趋势一样。 近十年来，海外特别是美国的历史研究又发生了一些新的变化，许多学者重新采用世界史或跨国史的视野来注意中国近代史，开始关注宏观议题。 李怀印认为，这与中国国际地位的提高有关，而且这种变化趋势今后将成为主流。 如何理解清朝国家李怀印指出欧美学者研究国家形成问题有两种范式。 20世纪70年代以前，欧美学者用“现代化理论”说明了国家形成问题。 但是，20世纪70年代初，学者们认为“现代化理论”过于简单化，包括欧洲各国本身在内，不符合各国历史的实际，有关于早期近代欧洲各国形成的研究，其中charles tilly的 查尔斯·泰利从地缘政治的角度关注早期近代欧洲各国的形成，认为国家形成最重要的驱动力是战争。 战争会引起税制的一些变化，进而引起整个国家制度的一些变化。 之后，学者们开始把初期近代欧洲各国称为“财政军事国家”。 研究近代世界范围的国家形成问题，最有影响力的典范是“帝国”和“民族国家”两点，现代国家的形成是从帝国向民族国家过渡的过程。 这是欧美学者研究国家形成问题的两个基本范式。 许多欧美学者认为这两种范式适用于中国的国家形成问题，早期近代欧洲发生的历史现象也发生于清朝，从帝国向民族国家的转变也适用于现代中国国家的形成。 对此李怀印评价说，认知中国历史需要参考世界其他国家的历史，但照搬其他国家的历史概念来解释中国历史是不妥当的。 他列举了三位新清史学家的观点 罗友枝认为清朝的国家“具备十七世纪和十八世纪初期欧洲史上出现的初期近代的各种特征”。 濮阳国家认为“不是孤立稳定统一的‘东方帝国’，而是不断发展的国家结构，从事战争动员和领土扩张”，同时这个帝国认为“没有和欧洲分手”。 李怀印指出这两位学者试图说明清朝国家与早期近代欧洲几乎相似。 crossley认为清朝在意识形态上构建了由满人、蒙古人、西藏人、维吾尔人和汉族组成的“普遍帝国”，汉族的“中国”在这种意识形态中只构成了“帝国的一省”。 李怀印评价说crossley与前两位学者不同，他试图证明清朝国家和通常的帝国一样。 李怀印认为这些学者的观点值得探讨，但并不是完全没有道理。 他展示了清朝的扩张地图和奥斯曼帝国的扩张地图，说明从表面上看清朝国家的扩张过程确实和奥斯曼帝国的扩张过程非常相似。 但是，在奥斯曼帝国后期，帝国逐渐崩溃，分裂，形成了许多民族国家，但清朝国家没有崩溃，分裂，基本上保存原来的领土进入中华民国是独特的。 清朝的放大地图奥斯曼帝国的放大地图他继续说，如果盲目接受从“帝国”到“民族国家”的研究范式，将其适用于中国国家形成，今天中国国家的历史合法性也会受到质疑。 为了证明这个问题，李怀印指出，至今西方仍有很多学者在制定“中国”范围时，依然沿袭了过去的china proper概念，仅限于内地汉族居住地。 李怀印总结说，新清史学者试图使清朝国家的形成等同于早期近代欧洲国家的形成，或将清朝国家视为与奥斯曼帝国相同的帝国。 这种看法有启发意义，但过于简单化 几个重要问题李怀印指出，要认识清朝国家的性质，必须先处理几个重要问题。 第一是清朝扩张的动机问题 在世界史上，帝国扩张的动机有两个。 一是财富，二是宗教。 清朝国家的最初扩张，即从关外进入关内，统治明王朝的统治区域，确实是为了财富。 直到十七世纪五十年代，清朝国家统治内地十八省，华夏地区人口提供的财富足以满足财政诉求，此时清朝国家已经失去了扩张的动机。 所以，从十七世纪五十年代到九十年代初的近半个世纪间，清王朝没有任何扩张行动。 但是，十七世纪九十年代以后，清王朝再次开始了第二次扩张。 首先把外蒙古纳入领土，然后控制西藏，最后控制新疆。 李怀印说，清王朝这次扩张既不是财富也不是宗教，因为准噶尔入侵漠北、沙漠南蒙古，威胁京师的安全。 内蒙古、东北是清王朝的后院，是征服控制中原地带的根本，准噶尔入侵内蒙古的行动对清王朝的核心利益构成威胁，因此清王朝必须采取扩张行动，这其实是防御手段。 清王朝的第二次扩张不是外蒙古、西藏、新疆的财富，另外清王朝的扩张决不是为了弘扬某种宗教，因此清王朝的扩张通常与帝国的扩张完全不同。 第二是清王朝扩张的机制和界限问题 李怀印整理了清代皇帝对准噶尔地区的态度，发现康熙、雍正、干隆其实一直想处理准噶尔的威胁，解除了清朝的隐忧，但康熙、雍正、干隆的借口不同。 康熙评价准噶尔“不够农业，不能被人驱动”。 雍正和康熙持同样的看法，但他认为:“留下这个余恶是无法斩断的，其实是蒙古的巨大伤害，恐怕是国家的隐忧。” 干隆确定要消灭准噶尔。 为什么三位皇帝的说法不一样？ 李怀印认为与清王朝的扩张机制有关。 他展示了《清朝财政收支和军费支出表》，说明清朝财政盈余具有周期性的特征，可以将其分为五个周期。 每当财政盈余达到高峰，清王朝就开始远征行动，用兵消耗大量盈余，曲线开始下降，战争结束后，中央盈余再次开始上升。 所以康熙对准噶尔没有兴趣是因为当时财政盈余不足。 到了干隆，财政充足，干隆敢于公开表达吞并准噶尔的愿望。 从清朝的财政状况可以看出，对于边远地区的风险，清朝只是列举客户部的盈余进行处理，不会增加人民的田税负担。 一旦发生内乱，清王朝采取与边疆不同的策略。 例如，为了平息旧金山的混乱，清王朝实施了增税政策。 田赋中东南地区的田税增加了百分之几十。 盐税也增加了，最多达到了39 %。 另外还征收房产税、契税。 除此之外，官员的工资从50%减少了100%。 清王朝采取这些增税措施是因为其根本好处实质上受到威胁，所以必须行动。 对于边远患者，清王朝没有采取增税的措施。 由此可见，边疆和内地对清朝是重要的另一个东西。 李怀印表示，许多新清史学者认为清朝是边疆和内地的同行，清朝国家是“普遍帝国”。 通过注意战争中国家的税收政策，可以说明这种说法是不可信的。 第三是清王朝的统治方法和特征问题 对一个国家来说，最重要的不仅仅是战争和征税。 新清史学者认为清朝国家与早期近代欧洲国家类似，因此有必要从地缘、财政、军事各方面对两者进行比较。 军队方面两者都有常备军，中国在秦汉时代已经有了大规模的常备军，欧洲到十六世纪为止几乎以雇佣兵为中心。 税制方面清朝国家和初期近代欧洲国家的差距更大 欧洲各国为了生存极力维持和扩大军队的规模，这是因为财政扩张，人们的征税负担非常重。 清朝与此不同，土地税率非常低，农民田赋与土地产出相比基本上只占2%到4%，在18世纪末的19世纪初，清朝的税收负担与当时的经济总产值相比也只占3、4%。 因为这个李怀印指出清王朝和早期的近代欧洲各国几乎相似的说法是站不住脚的。 李怀印还认为清王朝的统治其实是稳定脆弱的。 与四分五裂的奥斯曼帝国相比，清王朝的疆域结构几乎没有变化，显示了稳定性。 但辛亥革命爆发，各省独立体现了脆弱。 清王朝脆弱是因为财政保持了“低级均衡”。 也就是说，支出与供给原则相等，供给比支出稍高。 要维持这种“低级均衡”，必须满足三个条件。 第一，必须保持清朝的地缘主导地位。 也就是说，周边任何国家都不能对清朝的核心利益造成致命威胁。 二是适度的人口规模。 因为人口膨胀会失去经济利益，威胁国家税收。 18世纪中叶以后，中国的人口压力将大幅增加。 第三是物价稳定，18世纪后期，鸦片贸易引起中国白银流失，银价上涨，削弱了人民的纳税能力。 根据清朝国家性质的李怀印先生，新清史学家认为清朝不是华夏王朝的看法受到了国内很多学者的反对，但学者们反驳的第一个依据是清朝继承了明朝的制度，在语言等方面汉化，因此是华夏王朝。 李怀印认为这种反驳的说服力还不够，应该从地缘战术、管理方法、内地汉族居住地区到清朝财源方面的重要性等方面进行论证。 另外，通过简单地将清王朝与初期近代欧洲的财政军事国家结合起来，或者简单地将清王朝与其他帝国进行比较，值得认为清王朝也是帝国的方法。 李怀印认为清朝国家不是帝国。 清朝的扩张不是财富也不是宗教，而是为了防御。 由于这种扩张不是攻击性的，而是防御性的或预防性的，所以通常帝国没有固定的边境，清朝有固定的领土。 综合来说，李怀印总结说，清王朝其实是“初期近代疆域国家”。 清朝不是军事征服帝国，不是当时形成的主权国家体系的成员之一，但清朝和周边国家的界限很明确，其内部有高度的集权性官僚体制，同时有一定数量的常备军，确实具备了初期近代国家的一些特征。 李怀印著《华北村治——晚清与民国时代的国家与乡村》(本文已由李怀印教授审查)(本文来自澎湃信息，越来越多的原始信息请下载“澎湃信息”APP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