财讯：家族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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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马必文

深冬的湘南，冷雨霏霏。

年12月16日，母亲以86岁的高龄走了。闻此噩耗，我不禁潸然泪下。是日晚11点多，紧急召集在广州的全部亲属，连夜驱车往老家赶。一路上泪眼蒙眬，不时自言自语地追问：就这样走了？

当我们凌晨四点半到家时，母亲所住的房门正敞开着，听丝丝冷雨打在台阶上，任穿堂的北风肆意掠过。此刻，只见昏暗的灯光下，母亲已穿着20多年前为自己置办的黑色丝绸寿衣，静静地躺在卧室清冷的地板上。此前，母亲曾给我展示过这身寿衣，并叮嘱我和大哥寿衣所放的位置。当年，我外出读研归乡时，母亲已是60多岁，她总觉得自己随时会走，担心事到临头，让后人着急，便节衣缩食，为自己置办了身后这副行头。当时我还同她开玩笑：这么早就急着办这些干啥？你会长命百岁的！母亲叨叨地说：老街上那个算命的瞎子给她算过——过了60岁，65是道坎；过了65，70岁是道坎，人老了每道坎都难过啊！我便鼓励她，别信那瞎子胡说！把拿去算命的那点钱，买点吃的东西还实在些。母亲却说：你们年轻人晓得个什么，天命难拗啊！此刻，见母亲就这样走了，眼睛还微微地睁开着，难道是在等待着看我们最后一眼？我和大哥一到家便跪在母亲身边，抑制不住的泪水像雨丝般，从脸上流下来。大哥一边呼喊，一边用手拭着母亲的眼睛，母亲才渐渐地闭上了双眼。可是母亲微微蜷曲的手脚，任大哥怎么帮她矫正，也没有舒展开来。家人要我抓紧时间睡一会，天亮后还有多个事需要去张罗。我哪有心思睡，趁还没有入棺前，只想一个体静静地多陪陪她，给去远方的母亲送行。我不知道，在母亲寿终正寝的卧室，灵魂是否还躲在某个角落，在偷偷地窥视着我的行为举止，人神之间是否还存在着某一种感应。我一边端详着母亲的遗容，一边为她烧着远行的纸钱。望着放在母亲遗体边的陶缸中的纸钱，在不断地咝咝燃烧着，烟雾在不断地升腾着，我内心稍感慰藉。突然，一阵寒风吹来，吹得灰飞烟灭。没有烧尽的纸钱和尘埃四散开来，顿时，屋子里显得更昏暗了，悲凉逐渐在我周身弥漫开来。长年以来的愧疚感，尤其是没有为母亲送终的负罪感，立即压迫着我的心房。在母亲生前，我未能完全尽孝；她走了，我得尽一切可能满足她在尘世间未了的心愿。我不能让母亲在天国缺钱花，于是又重新点燃了一大堆纸钱，让她在天国成为一个超级富豪，也顺便让她捎点给已入土的父亲花。因为在尘世间，他们曾穷怕了。但是，我不知道去天国的路上，母亲是否收到了这笔巨款。我除了痛哭，别无他法。

从此，她再也不需要挣扎着起来，艰难移身到放在她床边的马桶上，然后趁此机会，也顾不得体面，便歪歪斜斜地在马桶上枯坐好长一段时间，来舒缓长时间卧床带来的苦楚。母亲临终前的一年多里，因腿脚无力摔过一次，扭伤了筋，痛过一点时日，便有“一朝被蛇咬，十年怕井绳”的担忧。从此，便开始卧床，导致肌肉日渐萎缩，行动困难，生活几乎难以自理。这种坐牢般的生活，对母亲已无任何乐趣和尊严可言。每逢乡邻来探视，她都会自我诅咒式地捎上一句：如何还不死呢？造孽啊，这日子好难过！经过一年多的煎熬，终于走了。虽然难舍，但对母亲来讲也是一种解脱。

“昔年移柳，依依汉南；今看摇落，凄怆江潭。树犹如此，人何以堪。”为了抑制内心的伤悲，我在心底不断地吟诵着《枯树赋》。是啊，无情岁月催人老，草木尚且摆脱不了岁月的沧桑，人又怎能逃得过这一宿命？在母亲活着的日子里，我一直担心老家来电。因为，这类电话大多与母亲的病痛、饮食起居有关，每次来电都让我寝食难安。当我接到有关母亲的最后一个电话时，我的右眼跳得特别厉害。其实，在母亲走之前的一个星期，我在石家庄出差，心神不宁，但又说不出所以然。这或许就是一种心灵感应。是日晚，大嫂来电说，母亲当晚9点30分之前悄悄地走了。走时，无一人在榻前。好在当月3日，我回去过。见躺在床上的母亲，没有了往日好管闲事的底气和骂人的中气，没有了那种老虎屁股摸不得的巾帼英雄气概，只是面带微笑地任由大嫂数落：饭要睡在枕头上吃，弄得满床都是；给她洗澡偏不洗，不给她洗又闹得很，真难侍候！母亲像个犯了错误的孩子，很委屈地、一言不发地看着我。我坐在母亲床边听了一会，随后便岔开了话题。我问母亲身上还有钱吗，她说还有600块。其实，当年我已回家好几次了，每次都会给个千儿八百的。给少了怕她心里不踏实，给多了怕掉。因为，她已开始犯糊涂，管不好钱了。不过不管她身上是否有钱，我都得给点。我太了解自己的母亲，没有钱时她心里会慌，但有钱在身上，也不会乱花，一辈子节俭惯了。但这次不同，我几次问她还要钱吗，她气若游丝地摇摇头说：不要了，花不完了。我预感到，时日不多。离春节还有一个多月，估计挺过春节问题不大。临走前，我还是不放心，给了她1000块。当我把钱硬塞到母亲手上时，她很迟缓地塞进了穿在身上的毛衣口袋中。然后，用混浊的眼光望着我：你就要走？母亲执意要我在家吃过晚饭，睡一晚再走。而我因有事，加之自从母亲卧床之后，在家已没有归宿感了。于是，在家待不到两个小时，便离开了。从母亲脸上的表情可以看出孩大不由娘的无奈。或许，母亲还在内疚：前几年，有好几回说自己快不行了，要大嫂打电话把我叫回来为她送终。回来之后，她啥事都没有。这种“狼来了”的“游戏”玩多了，便觉得有些不灵了。因为此，怕我责怪她，后来就再也不强求我留在她身边了。其实，晚年的母亲是孤独的，尽管有专人护理，但是声气不好的媳妇，哪能成为母亲肚子里的蛔虫？我每次回去，除了探视和给点钱，又能为她做什么呢？然而，岂知那天便是与母亲的诀别！

母亲走之后，不到半年的时间里，我做了三次见着她的梦。一次是办完丧事后我在清理母亲的遗物时，发现60岁那年母亲办身份证时所用的照片。那是一张橘黄的照片，上面的母亲没有血色，面容显得有些憔悴，她还处在温饱阶段挣扎，仍需要自食其力讨生活。因为那时候，我还在求学阶段，还在为改变自己的命运而折腾，还没有赡养母亲的能力，她也绝没有给我增加任何压力的想法。见母亲60岁还在为生存而操持，为人子者深感内疚。当日上午看完后，午睡时，母亲瘦削的背影就在我梦境中出现了，随后便稍纵即逝。中间一次，梦境很混沌，没有看清母亲的面容，梦中的细节想不起来。最近一次是今年3月30日凌晨，梦见母亲安详地睡在一张靠背椅上，脸是橙黄的，我怕她受凉，便拿了一件衣服轻轻地盖在她身上。随后，我便醒来了。是不是因为清明节快到了，母亲在提醒我，要我去坟上看她？其实，按照我们的乡俗，早在半个月前，我冒着春天的绵绵细雨，已经去了。只是因为那天天气不好，母亲所葬的地方是一个较陡的山坡，四周草木葱茏，泥土松软。在雨中修坟怕弄脏鞋，家兄和侄子们在母亲坟头拔草添土，而我却袖手旁观，只在母亲的坟头鞠了三个躬。难道母亲在怪罪我？

情依依，泪涟涟，往事涌心田。

1931年初，母亲出生在狮塘一个普通的农耕家庭。在七兄妹中排行最小，聪明伶俐的母亲被外公、外婆视为掌上明珠，度过了她幸福而乐趣的年少时光。1948年，尊媒妁之言，嫁给了父亲。母亲觉得自己还算命好。从小没有经历过多少苦楚，长大又嫁了一大户人家，可以过一种安逸的日子。然而，好景不长，在土改中，家里全部的财产几乎都被剥夺了，包括做饭的锅子和嫁妆等，最后连剩下的一床被子都被人抱走了。冬天冷得没有办法，只好靠干稻草取暖。从此，日子变得异常艰难。

土改之后，父母亲便伴随着革命的洪流，毫无怨言地走进新时代、拥抱新生活。但是身份被贴上政治标签之后，他们踏上了没有选择的人生苦旅，便像一叶扁舟，在汪洋中漂泊着。一年四季生产队最苦最累的活，自然就越来越多地压在了父母肩上。每逢有高强度的外调苦力活时，母亲也会如影相随，劳动的苦楚可想而知。随着风云变幻，父母亲处境更为艰难。母亲在家忧心忡忡，经常担心不测之事发生。每每沉重劳作和担惊受怕之后，回到没有生机的家时，夫妻俩经常唉声叹气、相视垂泪。加之结婚十多年了，母亲一直未能怀胎，担心绝后的隐痛，使她长时间生活在世俗的高压之中。心情不好，夫妻之间难免争吵。隔三岔五的争吵成了他们家庭生活的主旋律，痛定思痛之后还得四处求医问卜。反复医治还是没比较有效果的情况下，他们就开始有些自暴自弃了。夫妻之间的冷战与热战便不断地轮番上演着。

突然有一天，父亲说，他做了一个梦，梦见逝去的爷爷，像土改干部般，穿戴整齐、红光满面、精神抖擞地出现了。不久我们未曾谋面的姐姐出生了，可是，没有多久便夭折了，母亲伤心莫名。绝后的隐痛再次像大山一样压迫着她，使她喘不过气来。不过，至少能生了，仿佛在寒夜中看到了星光。托祖上积福，已经30多岁的母亲生下了大哥。随后，每隔两年左右，便生一子，接连生了四个儿子。在把传宗接代看得比生命还重的乡村社会，怎不让人欢欣雀跃？！母亲总可以舒缓一口气，在村子里挺直腰杆做人。

可是，人口陡然增加，养家糊口的压力更重了。夫妻俩高兴之余，面临着抚养孩子们成人的压力。他们只好咬紧牙关，艰难地支撑着苦海茫茫的日子。

小时家贫，在当时三百多人口的村子里，几乎年年可上倒数排行榜。在儿时的记忆中，父亲营生能力较差，除了木讷地从事一点苦力活之外，怎么通过其他窍门提高收入，改善生活，则是一筹莫展。曾记得生产队鱼塘干了之后，有次在清淤泥的过程中，偶尔会冒出几条小鱼来，当这些小鱼滑过父亲的脚边时，他不为所动，宁愿让其被人抓走。而在岸上观望的我便急坏了，真的“暗恨”父亲无能。回家追问父亲时，他闷闷不乐地说，别说是一条小鱼，就是一块含肥的淤泥，我们这种人都没有资格与别人去争啊！因为此，指望父亲让家人过上一种稍许体面的生活，真是一种奢侈！

长时间的营养不良，造成一家人体弱多病。五六岁那年的夏天，我大病了一场，连续拉了20多天的痢疾，吃什么拉什么，肛门外翻，火烧火燎般疼痛难受。母亲怕我把床弄脏，于是用两条木凳拼成小床，让我躺在上面睡。每拉一次母亲就要起来一次，几乎彻夜难眠。每次起来都见她泪眼汪汪的。问我情况怎么，为了宽慰母亲，我只好不吭声。母亲便自言自语地说：不知道前世造了什么孽，让你遭这种罪！天亮以后，她便去堂屋的神坛前，焚香烧纸，以求神灵保佑。其实，啥用都没有。那时候，乡村医疗条件极差，到公社卫生院拿点药，服后依然如故，真是无计可施。家中又无钱去县城求医，就只好等待死亡慢慢降临。当然，那种年龄，对死亡还没有概念，不知道死亡的可怕。要是那时候我死了，母亲就可以少操些心了。然而在走向死亡的路上，出现了转机。一天清晨，本村的大队支书，当时红极一时，在阶级异己分子面前，常常挂在嘴边的一句话便是“火烧冬茅心不死”，用来警告对方。父亲说他是个“嘴烂心不坏”的人，与我们这种“黑五类”家庭完全属于两个阵营，不过当年的村干部也没有什么特权。那天他在捡狗屎（狗屎作为农家肥，可以用来换工分）路过我家门时，便大声直呼我母亲的名字，问我情况怎么了。母亲凄然地告诉他，没有任何好转。他听后也没有说什么，扭头就走了。没过多久，他竟寻了一点草药来，像车前草之类。告知母亲熬了给我喝，连服二次之后，居然很快就好了。母亲高兴莫名。在那个自生自灭的年代，生死有谁会太在意呢？同样，母亲每当辛勤劳作之后，隔三岔五就会病一场。每次发病时，因无钱求医，只好躺在床上睡。实在受不了，便找乡下的土郎中，寻点草药。一旦母亲生病，我们兄弟几个仿佛觉得天要塌下来般难受。在病中的母亲时常把我们叫到床边，像交代后事般念叨：“倘若有一天我死了，你们兄弟几个如何办？”我们除了无助地陪着母亲暗自流泪，还有什么办法呢。一旦病情稍有好转，便又咬紧牙关爬起来，为我们洗衣做饭。如此贫寒的家境常常使我浮想联翩。后来，我读中学时，有感于身世曾写下过一首小诗《穷人》：冰冷的裤带勒紧我瘦弱的躯壳，任凭风雪肆无忌惮——我仍挂一件单衫/饥寒交迫，我把眼泪悄悄地掩埋/归乡的路，挎包托着心的负荷，伴着我默默地走过/小屋的木门被风抽打着，往日娇气的小弟忧郁地倚在门前，听凭狂风把枯枝抖落、把残叶卷过/黯淡的眼神示意病中的阿妈已然睡去/这昏暗的天、这黑而孤寂的小屋，从窗外扑来的风，使我和小弟并且打了个哆嗦/炉火的光也渐渐地淡下去了，早出担煤的阿爸还没有回来，风雪中仿佛移动着蹒跚的步履/回首翘望，漫长的等待，换来的是小弟的孤苦、我的落寞。

只要活着，便得伴着苦难成长前行。为了生存，母亲经常天未亮就起来做饭。然后，便同村子里的妇人结伴，披星戴月去离村几公里外的野山砍柴。回来时，天仍未放亮，便大声呵斥着正在睡梦中的我和大哥去干农活。小时候，在我不谙世事的日子里，母亲留给我的四季异常分明、特别悠长。

当春天来临的时候，在烟雨蒙蒙的季节，割蚕豆苗和青草是常有的事，因为它们是较好的农家肥料。在春雨或寒露中，把它们割下来，挑回家后剁碎，再过秤后上堆，这样就可以挣到工分了。当然，偶尔也会在草苗堆中，钻下洞、打个滚，那青涩芬芳的味道闻起来没什么，可挤压出来的汁，会把破旧的衣服印上青痕，回去免不了要被母亲打骂。但是不论怎么打骂，孩童时代就是不长记性，该干的“坏事”还得干，这样总可以调节一下劳动的乏味。

夏天来临时，在母亲的敦促下脱掉身上厚厚的烂棉衣，撸起袖子、挽起裤脚就得干活。夏天是干活的黄金季节，劳动的项目太繁杂了。除了抢收抢种这类苦不堪言的田间活之外，便是割毛、砍柴、挑煤。不过去远方挑煤、砍柴，饥饿却是最难对付的问题。正如《诗经》所言：行道迟迟，载饥载渴。为了教我认路，第一次挑煤是母亲带我去的，途经舅舅教书所在的乡办小学，舅舅见我们是第一次去，正好赶上吃中饭，于是便留我们在学校食堂吃饭。人生第一回吃钵仔饭，新颖得很。菜是青椒炒鸭肉，香极了，一碗饭下去，几乎没有填饱肚子。母亲便用眼神示意我，赶快把碗放下，因为那时都穷啊。饭后回家的路上，母亲告诫我，以后不要轻易打搅舅舅，他这份可怜的收入要养七八口人。后来，每逢路过舅舅校门口时，我都会有意在旁边歇一会，深情地凝望着在原野中的那所学校，然后会情不自禁地咽口水。希望舅舅在不经意间出现，然后客气地留我吃顿饭再走。可是，这种机会再也没有盼来过。在失落中，只好悻悻地用被汗水湿透的衣服擦把脸，继续前行。为了充饥，会想多个办法。母亲经常告诫我们兄弟，出门别惹事。但我经常把母亲的话，当作耳边风。记得有一次砍柴回来的路上，路过一村子，便在村口的百年古松下，呼呼大睡了一会。醒来后，感觉饥渴难忍。趁着下午一些多太阳最烈最毒的时候，估计村人也像城里人一样午休去了，于是在侥幸与贼性的驱使下，爬起来就往田埂上的那一片黄瓜地跑去，动作敏捷如猴，但是一伸手还是被村人发现了。村人高喊着：有人偷黄瓜、有人偷黄瓜！于是，全村的男女老少几乎都跑出来了，见这一阵势，我使出了浑身解数，表演了末路狂奔，终于逃过了一劫。然而，由于在路上拖延时间太久，暴风雨在雷鸣交加中不期而至，全身被淋透了，且山路崎岖，红砂岩路被雨浸湿之后特别滑，一不小心便有跌落山谷的危险。冒雨硬着头皮往前行进，饥肠辘辘，实在挑不动了，心里窝火得很，在离家还有三四里的地方，把整担柴都扔掉径直回家了。并且，已做好被母亲狠揍一顿的准备。然而，这次母亲并没有揍我，而是把大哥呵斥了一通，说大哥没有照顾好我，便先回家了。大哥在母亲的骂骂咧咧声中，只好折回来帮我挑回去。这时候，我暗自庆幸母亲的偏心。母亲的偏心是有来由的。她喜欢找人看相算命。在我出生不久，村子里一位会相术的婆婆，抱着我左看右看，见我哭声凌厉，然后慢悠悠地说：满英啊，将来你们老了，要吃香喝辣就得靠这个崽了。母亲信以为真，于是对我格外呵护。小时候，记得有一次，村里队长的姐姐嫁到外地被人欺负了，于是队长一声令下，把全村全部的青壮年男子召集起来，浩浩荡荡去讨说法。回来的时候，父亲在母亲的指使下，神秘兮兮地把我叫到卧室里，从裤袋里摸出了一个还带有余热的糖包子，悄悄地塞给我，要我躲着其他几个兄弟快点吃了。我也没有说什么，两三口就吞下去了。那是我人生中第一次吃包子，味道好极了，由此给我留下的记忆是悠长的。

秋天是收获的季节，也是农人开心的时节，漫山遍野都是忙碌的身影。在母亲责令下，我开始学会去扯花生、挖红薯了。在劳作中饿了，生的花生和红薯便是我们的食粮。花生好吃，但容易拉肚子；红薯也不错，但容易放屁。红薯对于少年的我来讲，不是福音。因为红薯一事，曾挨过母亲的痛打。起因是有一次去生产队的红薯地里割毛，突然发现有些红薯被人偷走了，只留下几个坑。当时我怀疑是离红薯地很近的一户人家干的，因为这家有个老太婆小偷小摸成性，在村中出了名。恰巧，当时生产队长路过，发现这个情况后，厉声质问是谁干的。那多事的老太婆，闻声来了个恶人先告状，见我是地主崽子易欺负，便向队长举报，栽赃说是我干的。在“文革”年代，偷吃公家的东西，可不是一桩小事，可以上纲上线。于是队长在不了解缘由的情况下，把我母亲叫来厉声呵斥了一番。母亲生怕惹出事端，不分青红皂白，当着队长的面把我痛打了一顿，算是给队长出气，我真的感到很冤枉。所以，现在城市生活的人在饭桌上津津有味地吃着红薯时，留给我的却是辛酸的回忆。其实，在那个年代，被人欺负是常有之事。母亲对我们兄弟管教极其严格，生怕我们在外面惹事后，不好收场。因为此，教育方法简单粗暴，动不动就打人。有时见母亲绕到房门后面的角落里，拿存放在那儿的枝条时，已经有了条件反射的我们兄弟几个得赶快跑，否则免不了要经受皮肉之苦。有时候，跑出去了，晚上回来还得补打，不过这时候火气消了些，打得没有气头上重。骂人也特别尖刻，伤人脾脏。所以，小时候特别“恨”她。每当母亲骂人骂得刻骨铭心时，便暗暗发誓：我迟早有一天要离开这个“鬼地方”，一辈子不想见到你！而且每遭一次这样的际遇，这一念头就更为强烈。在那个年代，有什么办法呢？只能戴着镣铐生活！虽然，我特别讨厌母亲这种教育方法，但她告诫我们兄弟“让人不弱！”，却使我们终生受用。

一到冬天，整个天地之间都黯然了。北风呼呼地吹着，由于我们缺衣少食，只好在母亲的训斥下，一家人围坐在炉火边，听母亲盘算着历年来所欠的钱粮，盘算着那些人情债需要还。二十世纪七八十年代的中国乡村，民生凋敝，生存始终是一个沉重的话题。不论怎么辛勤劳作，每年的光景仍是捉襟见肘，入不敷出。节难过，年更难过！记得有一年中秋，村中多个家庭都沉浸在节日的喜庆里。母亲却抿着嘴，神情木然，坐在自家大门口一针一线地缝补着衣服，不时唉声叹气：“今年这个八月十五不过算了！有什么办法呢？”我们兄弟四个都基本上懂事了，知道没有钱买月饼。不吃月饼，也不会吵闹。但听了母亲的话，心里很不是滋味。还好，那天下午，村里有一户人家正在建房子，需要人挑砖头，每块2分钱，这下可把我们一家人乐坏了，母亲打发我和大哥去挑。来回路程比较远，大哥力气比我大些，每担挑6块，我只能挑4块，但仍感到压身。苦苦地干了一整下午，挣了三四块钱，于是买月饼的钱总算有了着落。母亲把月饼买回来后，见尚不谙事的小弟吃得津津有味的样子，我内心酸楚极了。每当春节来临时，我们并没有感觉到节日的喜庆。有一年离过春节还有两天，我们家没有钱买肉，村里有户人家正在杀年猪，母亲赔着笑脸跑过去，同那户人家的主妇耳语，希望她能赊几斤肉给我们家过年。那主妇未等母亲把话说完，便愤然地说：“有肉也不卖给你们！”母亲回来后，伤心地哭了。无奈之下，母亲只好拿着家中仅有的一些钱，本准备新学期开学后供我们交学费用的，跑到集镇上去买了两斤肉。这点肉，过年那天我们一家人都没有吃，只喝点肉汤，肉要留下来待客用。望着那点肉，一家人都感觉心凉。压岁钱就更别指望了，即便稍好点的年景，给个一毛几分的，压一个晚上，在兴奋中不断抚摸着，第二天起床时就得交回。其间，母亲会反复叮嘱：成千上万别弄丢了，过完年得给我呀！一旦冬天来临，我们便围坐在炉火边，听到的是母亲没完没了的叹息。见煤火在沉闷的时光中渐渐地暗去，便只好在瞌睡中早早地上床，在饥肠辘辘中呼呼而睡，等待着一个又一个没有希望的黎明。

随着我们兄弟日渐长大，大哥该成亲了。而我们家无栖身之所，仍借居在别人的房子里。另外几个小的还在读书。没有办法，父母合计，燃眉之急，建房要紧。为了省钱，一切建材几乎靠自筹。建房用的树，几乎都是从三四十公里开外的地方扛回，砖靠自己烧。记得那年炎热的夏天，我们在晒谷场上打了不少煤糍粑，晒干后供烧砖用。可是，夏天的暴风雨，说来就来。我们一家人在倾盆大雨中，竭尽全力抢救煤糍粑。最后，还是被大雨冲洗得所剩无几。母亲急得坐在雨中呼天号地。我和大哥在旁边难过得沮丧无助。当时，我一直在思忖着：为什么穷人家哪那么多劫难呢？这些从远山运来的煤，可是从嘴中省出来的啊！而且房还未开建，就背了一屁股债。从此，母亲气得病倒在床上。昏睡几天之后，母亲挣扎着起来，因为生活还得进行。历经劫难之后，似乎更加激发了母亲不可征服的英雄主义：一定要把房子建起来！于是，便更为省吃俭用，像燕子筑窝一样，终于建了四间房。房子建好之后，大哥的婚事总算有了着落。虽然辛苦，母亲心里也开始舒坦起来。

为我读书，母亲同样操碎了心。作为乡村中的贫寒子弟，通过读书成人，就我来说真是一个奇迹！母亲所担心的不是我的天赋，而是生怕因缺钱而辍学。到我适龄读书那年，母亲拿出皱巴巴的二元钱，把双脚沾满泥的我从秧田中叫上来，催我去报名。母亲的初衷是，将来生产队计工分时，不被别人计错即可。因为她是“睁眼瞎”，自己没有读过书，在生活中吃尽了苦头。因为此，家境再困难，她都挣扎着要送我们读几年书。记得读初中那年，开学了没有学费，刚过完春节又不好去别人家借，虽然母亲在年前同本家的伯父打过招呼，说是临时借一下，一旦开春了便想法筹措还。可事到临头时，母亲还是支使父亲去借。父亲一大早就出去了，我心里随之而高兴，同时打探着父亲的行踪，等到中午吃饭时，父亲没事般地回来了。虽然我知道父亲是那种万事不求人的性格，但仍感到失望至极。我担心学业随时会被终结，好在那个年代学费较低，卖些鸡蛋、鱼干什么的，基本上可以凑够。但是，母亲还是为此和父亲大吵起来。见此情景，我几乎不想读了。由于小学和初中都在家门口读，所以，天气暖和的日子，我都是打赤脚上学。这样就可以节省买鞋的钱。而且我常用“士志于道，而耻恶衣恶食者，未足与议也”来激励自己。不过，在当时的冰封岁月里，出身不好的子弟，通常读到初中就被念歪了经的基层干部卡住了。改革开放以后，形势大变，我可以不受成分的约束，轻装上阵。因为此，我咬定青山，刻苦攻读，在缺一门英语课的情况下，居然考上了县办高中。入学报名那天，太阳当空照，小鸟在欢歌。但是，我连一身得体的衣服都没有。本来，四季能换着穿的衣服就不多。若不出远门，对缝缝补补过的衣服，凑合着穿，也不会太在意。但上高中了，虚荣心所使，没有像样的衣服，内心不太爽。母亲见我瓮声瓮气的样子，泪汪汪地对我说：不是做娘的不想给你置办几件像样的衣服，但你生活在这种家庭，有什么办法呢。我也知道，在这种家境下，母亲能让我继续上学，已经尽力了。便只好调整情绪。上学那天，我穿着一件被洗得泛白的、宽大的、打了补丁的花衬衣，裤子是一条蓝色肥大的冬裤，衣裤搭配极不协调。走在路上，我不断地打量着自己，像个初孕的妇人。补丁叠补丁的衣服，像一块沉重的钢板，穿在身上，热得像针扎般难受，真叫人自卑。为了省钱，我每星期从家里带一葫芦酸菜去学校，供下饭用。夏天来了，为使酸菜不易变味，便在葫芦下面放一小盆水。但是，每次揭开葫芦盖时，那股扑鼻而来的酸味，就会使人反胃。有时，母亲赶集时，也会顺便给我带点酸菜炒油渣、干鱼什么的。一旦母亲拎着一葫芦菜，大声嚷嚷着在教室门口出现时，老师便要暂时中止上课。此刻，几十双眼睛盯着母亲和我，使我感觉非常难堪。我便在内心抱怨着：母亲真不该在这种场合出现。那时候，哪能体会到母亲的苦衷呢？高中二年很快就过去了，在我所读的那所学校，两个文科班的应届生，预考筛选只剩下我一个体参加高考角逐时，还是以离中专线四分之差落败了。这就意味着我全部的心血都付诸东流！尤其是家徒四壁，不知道能否有机会让我复读一年。当时乡下因读书而致贫的家庭实在太多，靠种田而活的家庭，有几个能撑下去呢？于是，当我冒着盛夏的烈日，揣着落败的成绩单回家时，内心难受至极。一进家门便倒在床上，近40摄氏度的高烧使我几乎要休克。母亲立即叫来了村子里一位大叔，用土法帮我刮痧。母亲一边替大叔打着手，一边嘀咕着：哪能气成这个样子呢？这次没考起再复读一次。有了母亲的宽慰，我稍好受些，我真担心因无钱而失学。病好后，我同母亲说，复读必需去县一中。那里有好的环境和师资，只是花钱稍多些，一个学期的学费和生活费要30多元。母亲听后安慰我说，钱不要操心，她来想办法。于是，母亲只好向小舅求助。当时，小舅兼做学校财务，见我初考有如此好的成绩，是可造之材，估计复读一年跳出农门应该没问题。于是破天荒地从学校经费中挪用了20多块钱借给母亲，要求母亲一有钱便尽快还上。母亲告诉小舅，只需过一个月，我们家的母猪所生的猪崽一卖掉，便可还上。小舅的担心可以理解，他所挪用的公款，倘若还不了，便要用自己的工资来填这个窟窿。所以，每想起这一情景，我非常感激母亲的尽责和小舅的亲情。经过一年的寒窗苦读，我终于考上了师专。

记得我去上学前的哪些日子里，母亲里里外外忙得非常开心。她是个极要面子的人，不能让自己的孩子在外面显得太寒酸。在母亲看来：即使再穷，出门在外还得有个讲究；欠债不要紧，慢慢来还；这么久的苦日子熬过来了，还担心什么？母亲把家里能卖的东西都卖了，包括母鸡生的蛋、母猪生的崽——本来是用来换钱给大哥定亲用的，也暂且搁置了。在喜事面前，母亲几乎把全部贴心的亲属都动员起来了。她也知道，成功的乐趣需要有人来分享。于是，平时交心最多的堂婶来得最勤。那天，我见堂婶跪在地上，一边和母亲聊着，一边给我缝着新买来的被子。她们似乎觉得幸福原来离自己如此之近——我们那个地方多少代都没有出过像样的读书人了，这种事居然会发生在我们家，真是难以置信！家族出人才了，都觉得脸上有光，因为乡邻议论这些事时，会说是某某家族的人。上学前，母亲和父亲商量着，还得简单地举行一个仪式。父亲平时极少为家事做主，这回却破例发话了：请叔伯们吃顿便饭！于是，父亲把自家兄弟，请到家里来小聚了一下。小酌几杯自家酿的土酒之后，偶尔所谈的话题，无非是我能有今天是祖上积了德啊！吃完饭后，长辈们纷纷从自己的衣裤袋里，每人摸出了三元五元不等，皱巴巴的、充满污渍的人民币。我见他们哆嗦地把钱交到母亲手上时，心里感觉酸溜溜的，似乎摆了个鸿门宴。当母亲把攥得紧紧的钱交给我时，我感受到从未有过的责任感和使命感。

三年师专很快就毕业了，由于没有任何社会关系，我被分配到了罗霄山脉南麓的一所乡村中学，开始了我人生中第一份职业。作为乡村农民的儿子，对于乡村的情感五味杂陈。经过一点年的寒窗苦读，特别渴望留在城里过一种安逸的生活，顺理成章地找一个城市女孩成家立业，然后把母亲接到城里来，让她开开眼界。然而，转头来却成了一场空。我教书的地方，交通闭塞，资讯不畅，加之当时的中学教师，属于典型的“矮穷挫”之类。教了3年书，“忆梅下西洲，折梅寄江北”的情事，连影都没有。母亲有些急了，到处托人说媒，基本上高不成、低不就。要我勉强凑合，心有不甘。母亲相信自己的儿子，一定可以找到如意的老婆，便不断地鼓励我，不要泄气。她觉得既然开了个头，就得加紧去找，并随口便冒出了“有了初一，便有十五”这句土话。有时，我真佩服母亲，斗大的字不识一个，却像一位哲人，常能讲一点至理名言，恰到利益地用通俗语言，表达深奥的道理，也成为我日后行动的纲领。

求偶不成，我便取道北上了。因为我还年轻，得干点从根本上改变人生航向的事。我选择的道路还得继续读书，以图命运有转机。经过两年成人本科的不懈努力，终于考上了研究生。“中举”后，“春风得意马蹄疾，一日看尽长安花”的盛景，似乎在我面前次第展开，我仿佛沉浸在世人的鲜花和掌声中，如痴如醉。此刻，我特别想做的事：立即回家！一种功成名就的自豪感在心底升腾起来。回家时，白发日渐增多的母亲见到高中的我，逢人便说她儿子回来了。村主任第一个到我家道喜：侄儿子呀，你将来会坐着飞机到处跑啦！母亲听到接二连三的乡亲们的道贺，更加喜滋滋，并急忙打开煤火，要弄点下酒菜给乡邻们和我吃，与此除外，她也找不到合适的话与我交流，满脸的幸福在她心底荡漾着！

经过与苦难的不断抗争，终于日渐闻到了扑面而来的春天的气息。尤其是改革开放的春风吹到湘南之后，父母亲觉得生活更有奔头了。自从包产到户后，经过辛勤劳作和精打细算，终于把一点陈年老账还清了。生活总算能自给自足了。加之，大哥完婚，我跳出了农门，两个弟弟慢慢长大，随后都成家立业，母亲才感到如释重负。

随着孙辈们的相继出生，母亲再次忙碌起来。几个孙辈都是在父母的照料下长大的。尤其是我小孩出生时，父母亲都是年近古稀的人了，父亲背着孙子在没有电梯的八楼爬上爬下，爷孙俩每爬一层，便喊着号子助力。母亲每天勤快地往返于菜场，想方设法让孙子吃好一些。鉴于我老婆产后不久需要补充营养，母亲每天早餐给儿媳煮两个鸡蛋，让我老婆感觉非常温馨。一有空闲，我老婆便陪母亲在街上逛，见到好看的衣服，便会给母亲买上几件。所以母亲一回到乡下，便会穿着儿媳给她买的衣服，逢人便说媳妇的好，喜悦之情溢于言表。婆媳之间的关系，能解决得如此融洽，真是难得。父母和我们在城市相处的时间虽然只有两年多，但一家人其乐融融，他们总算在晚景中体味到些许美好时光。

待我小孩上学时，父亲常常自叹：七十不离床，八十不离餐。他们感到年岁日高，叶落归根之感更强。加之，小孩读书了，家里也空落了，少了那份含饴弄孙的快乐，便执意要归乡。回去之后，还在家养猪，说是盼着春节我们团聚时能杀年猪，过热闹年。其实还是想通过双手劳动，减轻我们的负担。我担心累着，要他们别折腾农活了。母亲却说，手上活累不倒人的。每当我们归乡时，母亲不辞辛劳，忙个不停，总想把乡下全部好吃的东西，全做出来给我们吃，以展示她的好厨艺，然后希望博得我们的夸奖。每次离别时，便把我们的行囊塞得沉甸甸的，并反复提醒我们，这些东西在城里难得吃上，并且念叨着下一个归期。

少年夫妻老来伴，到了晚年父母亲在家中相濡以沫。父亲在时，尽管母亲体弱多病，但她一直硬撑着，侍候父亲。母亲性急甚至刚烈，是那种典型的“刀子嘴，豆腐心”的性格。父亲眼睛和腰椎做过手术，但手术的失败使得他眼睛几近失明，腿脚只能移步。于是照料父亲的重担完全落在年迈的母亲身上。母亲每天一再自己做饭，给父亲端水洗漱。即便母亲生病住进了医院，仍然牵挂着要给老伴做饭。有时，晚上睡觉醒来时，她担心父亲悄然离去，经常拿着放在床边的拐杖，敲打着睡在隔壁另一张床上的父亲。听到父亲“做什么”的回应时，母亲才又安然入睡。在母亲的悉心照料下，父亲才得以颐养天年。父亲先走之后，在办丧事的日子里，母亲不断地嘤嘤抽泣。看来，生离死别对这一对相处了60多年的“冤家”夫妻来讲，仍然饱含着不舍。于是，在母亲哭诉时，我便带着一种调侃说：活着时，你整天骂骂咧咧，现在又来哭，还有用吗？母亲回我说：骂归骂，有个体在，心里踏实些；现在他走了，有什么事找谁去说呢？父亲走后，母亲的精神世界少了几分牵挂，让她活着的动因也减少了。

为了让他们夫妻俩百年之后能团聚，在安葬好父亲的第二天，我便要大哥在父亲的坟旁，弄了一个假坟。然后，我用手机拍照之后给母亲看，母亲没有说什么，只是微微地笑了一下，知道了自己日后的归处，我心里也踏实些。因为乡下人觉得我在外混得有些脸面，安葬父亲的地方应当是看过风水的，因为此一旦有人死了，便会在靠着父亲的地方下葬。为了不让父母分离，我只好如此了。加之，父亲的哥、嫂就安葬在父亲坟堆的下方，我想他们兄弟妯娌葬在一块，死后也有个照应。父亲逝世后不久，我回去探视母亲。这次回去感觉母亲有些反常，她把自己经年所戴的耳环、戒指取下来，然后把它们凑在一起，重新打了一个戒指，送给我儿子做留念，说这些金子本来就是我送给她的。她担心走后，我们兄弟之间会争她那点可怜的财产。不论母亲这一举止是否有厚此薄彼之嫌，也不管她是否是遵照父亲的遗嘱，我总觉得还是有些让人伤感。另外，那天我说去看望唯一健在的舅妈，母亲闻讯，一定要同我一起去。我想，作为生她养她的地方，想去看看完全可以理解，我便带她一起去了。但是这些举止，分明在告诉我，母亲似乎在与这个世界依依作别。

父亲走后，风烛残年的母亲，像坐牢般，又熬了近三年。但日子却更孤独了，整天一个体呆坐在家里，经常连个说话的人都没有。到生命的最后时光，一直躺在床上，不能自理，真是可怜！——养儿好听，尽孝不太容易。我常常自责，没有完全尽到孝心。

母亲走了，家也“散”了。以前，回乡是一种向往；现在，回乡是一种负担。以前，回乡就是回家；现在，回乡便是探亲。今后，除了清明去上坟，恐怕再也难以回去了。虽然我是在那片土地上植根成长的，有过爬树捉金龟子、掏鸟窝的故事，有过偷黄瓜、盗花生的经历，有过对那片土地的厌倦与苦恋，有过太多的物是人非的回忆。从乡村通往城市的路上，从扛蛇皮袋进城读高中补习班那天算起，我已漂泊了30多年。城乡两种生活都经历过了——从哪里来，又想回到哪里去！倘若有一天，当我老了、累了、怀乡了，还能回到原点吗？还有人倚在门前，用手遮着额前，盼着从乡间的小道踽踽独行而来的游子吗？故乡，我再也难以恣意地回望了；故乡，在我眼前变得愈来愈模糊了。母亲走后不久，婶婶也谢世了。那天，我回去吊唁，不由自主地想回家看看。一直守护在母亲门前的大灰狗不见了，母亲在世时，这生灵闻到我们回家的气息，距离家还有几百米远，便会三蹦两跳地跑来迎接我们，若车门不开，它便直接跃上车头呜呜地不愿意下来。只见熟悉的木门前，孤零零地挂着母亲生前用过的那把生锈的铁锁。我在家门口呆呆地站了一会儿，那股从未有过的心酸，立即湿润了我的双眼。于是，我只好移步来到大门尚开着的堂屋神龛前，双手合十给父母的遗像三鞠躬。整栋房子清冷得失去了往日的生机，我得走了，这里已不再是我的城堡。办完丧事后，我匆匆地坐上南下的高铁，回到了我寄居的城市，一如既往地无助地行走着、游移着、漂泊着，我不知道城市的地表下面，究竟有没有深藏着满足我乡恋的因子。

母亲走了，一个平凡人的世界就这样结束了。母亲走了，一个平凡的家就这样肢解了。从此，不需要有太多的牵挂；但我的心是异样的空落，我的精神家园是异常的荒芜！纵观母亲的一生，是勤劳、俭朴、善良的一生。正如我在挽歌中所言：相夫教子近九旬备尝人世艰辛，筚路蓝缕尽此生唯求美好光景。此刻，我领悟到了“天下没有不散的筵席”的真正含义。尤其是每到逢年过节时，我也不知道何处是乡关。忆往昔每次归乡时，一家人团圆热闹的景象，不复存在。从此，归乡的路愈来愈遥远。

【作者简介】

马必文，湖南永兴人。1995年获法学硕士。做过农民、教师、国企员工、机关公职人员。从扛蛇皮袋进城那天算起，已在都市漂泊了三十多年。如今岁月不居、乡愁日浓，故偶尔在月明星稀之际，写点怀旧文案，以纪念生养过我的那片土地。

插图来源：视觉中国

本文节选自《花城》年第4期，如需转载请注明作者及来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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